论契约自由原则的演变与发展

林 曦


内容提要：契约自由作为一种思想早在罗马法时期就已经产生了，而契约自由作为一项原则予以确立则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事情。作为资产阶级民法的三大基石之一，契约自由原则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二十世纪后，随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化，契约自由原则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各国立法普遍对契约自由给予一定的限制，以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本文论述了契约自由思想的形成、契约自由原则的兴起及对其的限制，简要介绍了契约自由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以期能对契约自由有一个全面、完整的认识。
关键词：契约自由 诺成契约 意思自治 强制性合同 标准合同 计划原则

一、 古罗马契约自由思想的形成
契约自由原则是资产阶级三大民法原则之一，然而作为一项思想，契约自由则可追溯到罗马法时期。公元六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编写了《法学阶梯》，其中有关诺成契约的规定已经基本包含了现代契约自由的思想。即契约是当事人合意的产物，当事人之订立的契约具有法律效力，非经当事人双方的同意不得随意变更和解除。罗马法的契约自由思想，为现代契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1]
罗马法上的契约自由思想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罗马古时，法律对契约的形式的要求很严，所有的契约均是要式契约。[2]市民法上的“铜块加秤式”是罗马最早的契约形式。交易当事人必须亲自到场，按一定的程序行为，说出固定的套语，并有一定的证人在场交易行为方为有效。“仪式不但和允约本身有同样的重要性，仪式甚至比允约更为重要”。[3] “铜块加秤式”契约必须严格遵照程式，至于这种固定的套语是否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愿法律是不过问的。也就是说，即使契约是在胁迫、欺诈等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愿的情况下订立，只有程式符合规定则契约仍旧成立；相反，如果当事人双方已就交易的内容达成合意，但没有履行规定的仪式，或者在言辞表达上出现微小的错误，那么契约也无法成立。契约缔结的这种重缔约形式，轻当事人意志的作法，使得契约自由无从谈起。此后罗马法的契约先后经历了口头契约、文书契约、要式契约和诺成契约几个形式，其中市民法上的口头契约、文书契约对一切要式行为都需要采取特定的仪式或形式方为有效。因此，虽然市民法上把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作为契约成立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种合意不是唯一的、决定性要素，因此契约自由思想在市民法上还未充分的得到体现。
万民法上的诺成契约最终体现了契约自由的思想。在诺成契约中，一切形式上的要求都被省略了，当事人的合意是契约成立的唯一要素。契约也只有在征得双方同意后方可解除。这其中孕育着一个崭新的、极具生命力的契约法原理：契约的成立与否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契约之债的效力来源于当事人的合意。这一原理被后世概括为契约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契约自由。[4]诺成契约的出现是契约史上的一个伟大开端，正如梅因爵士所言诺成契约“在契约法史上开创了一个新阶段，所有现代契约概念都是从这个阶段发轫的。”[5]诺成契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从罗马共和国中期以后，罗马统治者一直奉行着对外扩张的政策，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大，罗马公民不可避免地要与外国人发生经济往来，而传统的罗马市民法契约是以属人主义为原则的，并不适用于外国人，因此就必然要求创设一种新的契约形式来适应这种经济主体的变化，于是通过外事裁判官的实践活动就产生了外民法上的诺成契约。此外，随着罗马帝国在地中海地区霸主地位的确立，罗马对外贸易蓬勃发展起来，简单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而市民法上僵化的形式主义所导致的繁琐的交易方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交易的需求，因此必然要求打破这种形式的束缚以适应商品贸易快速、迅捷的要求。由于诺成契约顺应了罗马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它的效力最终被市民法所承认，成为与市民法契约并存的一种契约形式。但是罗马社会毕竟是奴隶制社会，公开主张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契约自由也只能是自由民之间的自由。同时诺成契约的效力虽然被市民法所承认，但它并没有触动市民法的契约传统，市民法的契约制度与万民法的契约制度并存并且市民法的契约形式仍占主导地位，因此契约自由在罗马法中只是一种思想，并且只反映在诺成契约一种形式中，并未形成罗马契约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尽管如此，罗马万民法中的诺成契约对后世法律的影响仍是不可抹杀的。它为近代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和发展埋下了“生命的根”。[6]
二、 十九世纪契约自由原则的兴起
从15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形成，封建的身份关系和等级观念受到了冲击，个人逐渐从封建的、地域的、专制的直接羁绊下解脱出来而成为自由、平等的商品生产者，从而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7]契约自由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同时特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背景为作为资产阶级民法的大三原则之一契约自由原则提供了条件。契约自由作为一项原则被各国陆续确立了下来，因此我们说19世纪是一个契约的世纪。
在经济上，19世纪中叶，作为工业革命的必然结果，欧洲大陆国家逐步从农业社会身工业社会过渡，广大农奴摆脱了对其人身的束缚，成为自由劳动者。在此基础上，近代市场经济开始形成。资本、社会财富甚至劳动力都作为自由流动的要素通过市场来进行自发配置。契约作为进行市场交换的手段，成为市场参与者为实现各自利益而倚重的工具。不仅商品的交换需要通过契约来完成，就连劳动力的交换也要借助于契约来实现，这使得契约的适用范围空前扩大。[8]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和变革对契约大量的需求，减少交易成本，因此对契约提出了新的要求。具体的说，就是要保证实现契约交易的必要形式减少到最低限度，允许当事人自由确定其契约内容。由此可见，实行契约自由是近代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契约自由才有了运作空间，没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实现契约上的自由。
在政治在，17、18世纪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作为这一系列革命胜利的结果，一批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诞生了。新兴资产阶级依据社会契约理论建立了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政府，人民与其订立的社会契约是国家和政府产生的法律基础。履行社会契约和维护人民的自由也就成了国家义不容辞的义务，资产阶级代议制政府的天职便是捍卫契约自由。因此，代议制民主政体是契约自由的政治保障。[9]
在思想上，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和人文主义的伦理观为契约自由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契约自由观念的思想渊源。亚当.斯密认为每一个经济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10]因此，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每个人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自由竞争，既可以促进社会的繁荣，也可以使个人利益等到满足，国家的任务主要在于保护自由竞争而非干预自由竞争。因此，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契约自由原则提供发经济理论的根据。[11]它体现了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要求。其次，人文主义的伦理观奠定了契约自由原则的哲学基础。根据人文主义的伦理观，人生而自由平等，追求幸福和取得财产是个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意志自由是自然涌现不受其它任何东西制约的，法律的职责就是赋予当事人在其合意中表达的自由意志以法律效力，并且对自由的限制越少越好。因此说，人文主义的伦理观为契约自由观念提供了哲学基础是毫不过分的。[12]
正是因为契约自由符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同时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又为其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因此，19世纪契约自由观念蓬勃发展起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把它作为一项原则在立法上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1804年《法国民法典》最先确立了契约自由原则，该法典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仅得依当事人相互的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取消之。前项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这是关于契约自由原则最根本的规定，该规定确认了契约是当事人之间意思的产物。契约成了当事人自己制定的法律，任何人，包括法官都没有权力对契约进行修改。该法典第1156条规定：“解释契约时，应寻求缔约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而不拘泥于文字。”这是关于契约解释的一条重要规则，即探求真意原则。[13]根据这一原则法官在解释契约内容时只能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即使当事人并没有有契约中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真意，法官也无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当事人，而只能努力的探究当事人想在契约中想要表达出来的意思。这项规定把当事人的意思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也是契约自由原则的体现。
因此《法国民法典》可以说奠定了自由主义近代契约法的基础。在此之后的1896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同样也确认了契约自由原则。该法典第305条规定：“以法律行为发生债的关系或改变债的关系的内容者，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必须有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契约。”第154条规定：“虽仅当事人一方表示，必须全部事项取得合意，契约方始成立的，如果当事人双方对契约中所有各点意思未全部趋于一致，在发生疑问时，应认为契约未成立。在此情形，对个别之点的合意，虽有记载，也无拘束力。”第349条规定：“解除契约，应以意思表示向他方当事人为之。”第133条规定：“解释意思表示，应探求当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于所有的词句。”在《德国民法典》中对契约自由的表述虽不是很直接，但其所体现的思想也是契约自由，即契约是当事人合意的产物，契约的成立与否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是否一致，契约的效力来源于当事人的合意，契约的解除也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无论是缔约的方式或是对契约内容的解释都应当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体现。因此我们说，《德国民法典》确立了契约自由原则。在英美法中，曾经极为流行的意志理论认为，契约法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个人的意志，契约法赋予单个公民订立合同的权力，并规定了签约程序。通过订立契约，单个公民创立了法律义务并使其目标生效。对于自愿形成的私人关系来说，契约法就像一部宪法，而具体的契约则像在宪法下颁布的法律。[14]英国19世纪最伟大的法官之一乔治.杰塞尔爵士宣称：“如果有一件事比公共秩序所要求的另一件事更重要的话，那就是成年人和神志清醒的人应拥有订立合同的最充分的自由权利。如果他们所订立的合同是自由的或自愿的，那么，就应当认为这些合同是神圣的，并应由法院强制执行。”[15]美国最高法院在1897年奥乐盖耶诉路易斯安那州案判决中声称，宪法第14条修正案所提到的自由包括了公民缔结所有能够成为适当的、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契约的自由。[16]契约自由原则成为近代西方契约法的核心和精髓，并被奉为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
三、 二十世纪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
《法国民法典》诞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因此契约自由原则也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特别强调个人本位的思想。尽管《法国民法典》在契约或合意之债的一般规定中就把债的合法原因作为债合法成立的前提，也就是说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有所限制，但为了达到鼓励人人参加自由竞争的目的，《法国民法典》中对契约自由的限制是很少的。也就是说，当事人的合意是产生一切权利、义务的基础，其他任何人包括国家都不能干预基于当事人自由意志所产生的合意，法律的规定只起到补充当事人合意的作用，法律的一切规定都只是为了满足当事人合意的实现。《德国民法典》诞生于垄断时期，其注意到了由于当事人的经济实力不均衡带来的表面平等下的事实的不平等，规定了有关善良风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等原则作为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由于当时受到的种种的繁琐限制，也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未能改变法典整体的自由主义特色。从整体上看，该法典仍然是19世纪以契约自由为核心的立法文件，是“一个历史现实的审慎的终结，而非一个新的未来的果敢开端”。[17]尽管如此，这些规定还是为20世纪契约法的变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自20世纪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垄断时期，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逐步加强，其中法律的中心观念也逐渐由个人移向社会。法律上的自由主义为逐渐增长的国家干预主义所代替。契约作为调整经济基础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手段，也不可能逃避这种变化。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应运而生，认为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是产生危机的原因，主张扩大政府经济职能，加强对经济的干预。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采纳了凯恩斯主义作为其经济政策的依据，从对经济的自由放任转向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契约自由原则因国家干预经济的加强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可以说，对契约自由的限制是本世纪以来合同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18]
强制性合同的出现正是这一变化的集中体现。在强制性合同中，强制力量源于法律规定，基于社会整体利益，人们必须承担订立某些合同的义务。在德国这种强制性合同被称为强制契约或契约缔结之强制。如在电力、邮政、煤气、铁路运输等公用服务事业，公用事业单位对顾客提出的缔结合同的要约，无重要事由不行拒绝；再如，对从事公证人、医师、药剂师、护士等职务的人，由于其职务具有公共性或公益性，因此不得滥用其职务拒绝他人正当缔约要求。[19]在法国，法律规定的强制性合同有的取消了当事人不订立合同的自由，但保留了当事人选择合同相对方的自由。如根据其实施的行为或从事的职业，法律强制某些特定的当事人实施责任保险，但当事人可以在一定期限内选择其相对方当事人。有的强制性合同保留了当事人不订立合同的自由，但不允许当事人对相对方进行任意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是1972年546号法律，这一法律规定，当事人拒绝雇用某人，如果是基于“出身，或基于其属于或不属于某一种族、某一民族、某一人种及某一特定宗教”等，当事人将受到刑事制裁。还有的强制性合同当事人不订立合同的自由和选择相对方的自由都被取消，即当事人不仅必须订立合同，而且只能与特定的人订立合同。如1948年9月1日法律第59号令规定的情况下，所有人被强制依照一定条件，“同意将房屋出租给先前因子女多而被拒绝的家庭，并与之订立至少为其3年的租赁合同。”[20]
自本世纪中期起，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掀起了保护消费权益的热潮，各国立法者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总是给予越来越充分的重视，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宗旨的各项法律相继出台。这些法律，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意思自治的基本观念，限制了契约自由的适用范围。如法国1978年1月10日78-23号法律第35条规定，“有关合同的价格及其付款方式、标的物质量及其交付方式、风险负担、违约责任以及保证责任的范围、合同的发行条件、合同的撤销、变更以及解除等条款中，凡属于违背法律的特别规定，基本滥用经济权利而强加给消费者的，或者给予滥用一方以不正当经济利益的，均因滥用权利而归于无效。”[21]又如英国1994年的消费者合同不公正条款规则规定，任何不公正的条款对消费者没有约束力。只要与诚信的要求相违背或必将导致当事人双方合同权利义务的不平衡，并且这种不平衡是对消费者不利的条款就属于不公正条款。[22]
标准合同，也称格式合同、附从合同[23]，是进入20以来出现的一种常见的契约形式。随着商业的高速发展，一批在经济上具有绝对垄断地位的新的企业形式，如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产生了，由于他们具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因此常常采取这种合同方式。在与他们订立合同时，小企业、消费者看似是自愿与其订立合同，实质上则是没有选择的余地。也就是说，这种实力不对等的当事人双方订立的合同，只是表面上的契约自由，而在实质上则是则丧失了契约自由，从而导致了不公正的出现。为此为了社会利益的均衡，国家不得不介入到契约的订立过程中来，对标准合同的一般条款加以限制，从而实现当事人公平参与交易的利益平衡。在日本，为了保证标准合同的公平性，一般通过两个途径对标准合同进行规制。一是在合同成立阶段上，合同约款是否已经通过当事人的合意而成为合同。二是通过对约款的解释来确保内容合理。[24]法国在1981年和1985年的两项法律就人身保险合同和集资合同的订立程序、保险人对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以及人身保险合同与集资合同的透明度作了规定。[25]美国、加拿大的一般作法是：第一，制定产品质量标准，明确卖方的瑕疵担保责任；第二，增加制定格式合同一方的义务。制定格式合同的一方负有提请对方注意免除责任条款的义务。第三，明确格式合同中某些条款无效。如免除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责任的条款无效；第四，当事人双方对格式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应当作出不利于制定格式合同一方的解释。[26]
除上述限制外，西方国家的立法和判例中确认了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原则作为漏洞补充条款，赋予了法官以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使其能根据上述原则变更、解释、补充合同内容，或确认合同条款的效力，从而尽可能协调各种利益和矛盾，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生活秩序。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302条规定：“如果法院作为法律问题发现合同或合同的任何条款在制订时显失公平，法院可以拒绝强制执行，或仅执行显失公平部分之外的其他条款，或限制显失公平条款的适用以避免显失公平的后果。”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二十世纪契约自由原则虽然受到了某些限制，但是作为一般原则的契约自由原则仍然存在，并在一切依然遵循这一原则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仍然是合同成立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是合同最根本，最有活力的因素。法律上的限制从根本上说只是为了在保障社会利益的前提下，确定了当事人行使这一权力的范围和形式，以弥补绝对的契约自由的不足。契约自由原则仍然是民法中最基本的原则，我们对此不必持有怀疑，正如法国学者让.卢克.沃倍尔教授在评价强制性合同时所说：“认为现代法律中，契约自由原则已经完全被强制性合同所抵销，如同否认强制性合同的重要性一样，同样不是现实主义的态度。”[27]
四、我国契约自由观念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民法中，实质上也有了契约自由的某些含义。但其发展也经历了一定的过程。西周至汉代的典籍中所见的契约分三种，称为傅别、质剂和书契，当时的契约仅注重其制定的形式和考虑其在财产争讼中的凭证作用。至于契约的协议性质，立约双方的合意等如罗马法一样是不考虑的。南北朝至唐朝时期国力强盛，对外的贸易往来频繁，为契约概念发生质的变化提供了条件。当时契约的签订，已和罗马法一样，十分强调立约双方意思一致，强调协议、两和，反对强制。《北凉承平八年（公元450年）翟绐远买婢券》有“二主先和后券，券成之后，各不得返悔”字句。这是吐鲁番文书中最早见到的强调合意的契约。其中“先和后券”一句表明买卖双方先经协议，达到意见一致后才制定契约。“不得返悔”表明契约一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就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反悔。强调契约合意的“和同”、“两和”和反对契约“不和”的字样不仅大量见于唐代契约，而且正式出现在国家法典中，因此，唐代的契约概念中已有了契约自由的某些含义。[28]但是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古代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建传统文化中以义抑利、重农抑商、少私寡欲对人们的影响极为深刻，在此条件下，契约自由所要求的大量活跃的交换主体并不存在，其对于作为商品经济状态下市场灵魂的契约是极少欲望的。而且，中国从公元2世纪秦朝起，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封建专制统治体现的是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广大劳动者阶级与地主、家主、官府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人身隶属关系，人与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也正是在这种专制统治下，中国古代形成了着官工官商的传统，也就是说重要手工业和近代工业部门都是由官府垄断，运输、销售环节都是由官府控制，物价也是由官方制定，因此造成私商的萎缩，契约自由不存在生存的土壤。此外，作为中国古代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重刑轻民的传统，作为民法基本理念的契约自由不可能受到重视，这也决定了契约自由只能在中国古代只能是一种思想而不可能成为一项被广泛适用的原则。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量外国法律被介绍至我国，资产阶级思想在此期间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作为资产阶级原则之一的契约自由原则也不可能得到普遍的接受与发展。直到南京国民党政府统治间的1929年10月至1931年5月，颁了民法总则、债权、物权等五编，契约自由思想在此法律中得到体现。但尽管如此，由于中国社会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由于连年战乱很不发达，该法律中仍然遗留了许多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历史痕迹。
我国自建国以来，特别是在集中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后，对经济实行政府干预和指令性计划管理，在合同法律制度中也一直强调以计划为主的原则。由于契约自由原则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在市场经济下合同当事人间才是独立、平等、自由的，因此享有自由订立契约的条件。而在计划经济下，往往是一个主体隶属于另一个主体，如企业隶属于行政机关，企业的生产、经营、销售都要翟服从于上级的行政计划，因此在经济关系不根本就没有自主性可言。甚至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基本的生活消费者的凭票供应，也是则指令性计划安排的。因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合同自由。在当时，合同自由原则甚至作为资产阶级民法理论被加以批判。1981年我国颁布了经济合同法，尽管该法强调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中应当依据自愿平等、协商互利的原则，但受当时集中型计划体制和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影响，该法也特别强调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许多方面必须遵守国家计划，或接受国家行政机关的干预，并且在第4条中将遵守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要求作为订立合同的一项基本原则，第7条也确认凡违反国家计划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可见，该法对当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作出了极为严格的限制。换言之，计划原则较之于合同自由原则在该法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尊重。[29]合同自由原则在该法中未得到确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1992年，十四大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国家缩小指令性计划的适用范围，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不适当的干预，正是在这个前景下，我国于1993年对经济合同法进行了修改，此次修改的重点就是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减少计划的适用范围和行政干预，扩大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因此，对原经济合同法涉及计划的条文作了重大的删改，仅保留了2条有关计划的条文，如根据第11条规定我们仍可以看出国家有根据需要向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的权利。而将原第4条改为“订立经济合同，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将第7条改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合同”为无效合同。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的合同法中计划原则在其中的地位下降，当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的范围扩大了。此外经济合同法第5条规定：“订立经济合同，应当遵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也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此外技术合同法第3条规定：“订立技术合同应当遵循自愿平等、互利有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涉外合同法第3条规定：“订立合同，应当依据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合同自由的精神中这三个合同法中得到了体现了。由于当事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合同自由虽未能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加以确立，但这些规定为统一合同法中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计划在经济生活中的干预已经极为弱化，在现实生活中，合同自由的观念已逐步形成，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在法律上确认并充分保障合同当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才能充分鼓励市场主体从事广泛的交易活动，市场经济才能得到发展。因此顺应现实的要求，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中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行非法干预。”这一条表述的就是合同自由原则。尽管有的学者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合同自由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鼓吹的绝对的自由，因此将这一条定义为自愿原则，以视与资本主义的契约自由原则相区别。事实上正如上文所述，目前，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存在绝对的契约自由，契约自由也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由，因此，只要法律是以保护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为主旨，当事人意思表示仍是合同成立的基本条件，是合同最根本、最有活力的因素，也就体现了合同自由。因此，自愿原则本质上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另一种表述，或者说其表述的就是合同自由原则。[30]我国合同法实际上已经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
我国的合同自由原则并不排除对合同的适当限制。如法律规定对某种合同当事人负有承诺的义务，非有重大事由，不得拒绝订立合同。如电力、邮政、煤气、铁路运输等公用事业单位，不得对顾客提出的缔结合同的请求予以拒绝。再如，为了限制垄断，平抑物价，保护正当的竞争和消费者的权利，国家制订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当事人涉及缔结这样的合同予以限制。我们说，这些限制，并不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否定，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交易秩序，从根本上保护合同自由原则的实行。[31]在现代社会中，我国也出现了大量的格式条款合同（标准合同），也了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合同法在第37条至第39条，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此外，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确立了诚实信用、公平、平等、等价有偿等以实现合同正义，法官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其能够根据合同关系的具体情况衡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保护经济上的弱者，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注释：
[1]马俊驹、陈本寒：《罗马法上契约自由思想的形成及对后世法律的影响》载《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会1995年版，第341页。
[2]周楠著：《罗马法原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64页。
[3] [英]梅因著：《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1页。
[4]同[1]，第345页。
[5]同[3]，第189页。
[6]同[1]，第348页。
[7]同[3]，第97页。
[8]苏号朋：《论契约自由兴起的历史背景及其价值》载于《法律科学》1999年第5期 第88页。
[9]姚新华：《契约自由论》，《比较法研究》1997年第3期，第22页。
[10][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52页。
[11]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
[12]李仁玉、刘凯湘：《契约观念与秩序创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13]同[8]，第91页。
[14]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第314页。
[15]同[8]，第92页。
[16][美]伯纳德.瓦施茨著：《美国法律史》、王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南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南宁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管委会，市级各双管单位，市直各事业、企业单位：

　　《南宁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已经市十三届人民政府第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南宁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保障本市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国务院令第271号）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1号）精神，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遵循的原则：

　　（一）保障居民基本生活原则；

　　（二）保障对象属地管理和动态管理原则；

　　（三）政府保障与社会帮扶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原则。

　　第三条　市、县区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

　　财政、统计、物价、审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商、税务、金融、卫生、教育、建设、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公安、广播电视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有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对象的审查工作。

　　社区居民委员会承办低保对象申请的接收、调查核实、张榜公布、材料上报等具体工作。

第二章　保障对象及保障标准

　　第四条　凡持有南宁市常住户籍的城市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本市市区或者所在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可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救助。主要包括以下人员（以下简称为低保对象）：

　　（一）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者抚（扶）养人，以及法定赡养人或者抚（扶）养人无赡养、抚（扶）养能力的城市居民。

　　（二）在职人员领取工资及退休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后，其家庭月人均收入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

　　（三）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未能重新就业，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

　　（四）因其他原因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

　　第五条　家庭及家庭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能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一）三年内购买房屋（因拆迁购房或者享受经济适用房除外）或者高标准装修现有住房或者家庭购买建房用地的；

　　（二）家庭中拥有小汽车、空调、摄像机等非基本生活必需的高档消费品且正在使用的；

　　（三）家庭成员每月电子通讯费用总额超过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30%的；

　　（四）家庭成员有购买股票、高值收藏或者投资有价证券行为的；

　　（五）自行出资安排子女择校就读、出国留学或者子女在义务教育期间进入私立学校就读的；

　　（六）在法定劳动年龄段内（男16周岁—60周岁，女16周岁—50周岁，下同），但经介绍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2次或者不参加社区组织的公益性劳动的；

　　（七）家庭成员的法定赡养、抚（扶）养义务人有赡养、抚（扶）养能力，因不履行义务，造成其生活困难的；

　　（八）不按计生政策规定落实有效节育措施、补救措施的；

　　（九）不愿意接受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区民政部门调查核实及日常管理的；

　　（十）其他不能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第六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等因素确定，经市、县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并根据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适时调整。

第三章　家庭人口的确定和收入的计算

　　第七条　申请对象的家庭人口，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及公安部门制发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核定，具有法定赡养、抚（扶）养关系，户口在一起并共同生活的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孙子女及其他经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认定的共同生活的成员。

　　家庭成员在大中专院校和职业学校学习，户口虽已迁出，可纳入其家庭人口计算。

　　具有赡养义务的家庭成员，其户口虽已独立，仍纳入应当赡养人家庭人口计算。

　　第八条　家庭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全部货币、实物收入及有价证券收入的总和。包括：

　　（一）工资、奖金、津贴、补助和其他劳动收入；

　　（二）一次性安置费、商业保险赔偿金、经济补偿金或者生活补助费；

　　（三）离退休金、失业保险金、基本养老保险金、企业年金；

　　（四）存款、债券、股金及利息、股息、红利收入；

　　（五）继承的遗产和接受的赠予及各类博彩所得收入；

　　（六）出租房屋或者转让财产收入；

　　（七）经营、承包农副业生产的收入；

　　（八）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收入；

　　（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计入的家庭收入。

　　第九条　在法定劳动年龄段内，城市居民家庭成员所从事的工作难以计算收入的，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从事农副业生产、承包土地种养殖等收入，按实际收入或者评估计算，难以评估计算的，按上年当地人均收入计算；从事个体经营的收入，按经营收入情况进行评估。

　　第十条　下列收入不计入家庭收入中：

　　（一）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领取的抚恤金、补助金、护理费、保健金等；

　　（二）义务兵津贴、退伍费、义务兵家属优待金；

　　（三）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做出特殊贡献，政府给予的一次性奖励金、劳模津贴；

　　（四）为解决在校学生就学困难，由政府或者社会给予的补助金；

　　（五）因工（公）负伤人员的工伤医疗费、护理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残疾辅助器具费；

　　（六）独生子女保健费；

　　（七）因工致残返城知青的护理费；

　　（八）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费用；

　　（九）丧葬费；

　　（十）其他经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认定不应当计入家庭收入的项目。

　　第十一条　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有协议、裁决或者判决的，按照协议、裁决、判决的数额计算。

　　赡养人、抚养人、扶养人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视为无力提供赡养费、抚养费或者扶养费。

　　第十二条　因城建规划、危房改造、拆迁等原因一次性领到房屋拆迁补偿费的人员，其购买住房后有结余金额的，结余部分计入家庭收入。
　　
　　第十三条　因建设征收集体土地而完全失去生产用地，由农村居民转为城市居民，并领取一次性安置补助费的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后有结余金额的，结余部分计入家庭收入。

　　第十四条　在计算由农村居民转为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时，如农村承包地尚未退出的，应当将当年土地收入计入其家庭收入。

　　第十五条　同一家庭中有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两类户籍时，其家庭人均收入要按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总收入平均计算。经过计算后，城市居民一方达不到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按照差额补足。

第四章　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申请、审批和发放

　　第十六条　城市居民向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三）家庭成员收入证明，包括：

　　1．属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的，由所在单位的劳资人事部门出具收入证明；

　　2．属离退休人员的，提供领取离退休养老金的证件或者有关凭证；

　　3．属领取失业保险金的，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证明或者证件；

　　（四）残疾人应当提供残疾证；年龄超过18周岁的在校学生应当提供所在学校证明。

　　第十七条　实际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城市居民家庭，应当向户籍所在地社区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

　　申请人居住地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做好调查取证工作，并将有关证明直接提供给申请人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居民委员会。

　　第十八条　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对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明材料进行调查核实，并在其居住地集中张榜公布有关情况。没有异议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在申请人填写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表》上签署意见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有异议的，应当重新调查核实。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对上报的申请材料进行复核，签署审核意见，并将申请对象的基本情况及时报县区民政部门。

　　县区民政部门对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送审的申请对象材料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发放《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同时书面通知相关社区居民委员会在申请人户籍所在地及实际住所地张榜公布保障对象名单，公布期限不得少于5日；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为低保对象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有权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县区民政部门提出异议。

　　第二十条　受理申请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区民政部门各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办结初审、复核、审批手续。

　　第二十一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实行按季度审批，按月发放制度。遇特殊情况，经民政部门同意可随报随批。

　　第二十二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自县区民政部门批准之日起计发，具体按以下规定计发：

　　（一）属于本办法第四条第一项所列对象的，按我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额计发；

　　（二）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残疾人，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提高其家庭最低生活保障金额的20%；

　　（三）对已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的低保户，子女在18周岁以内的，按计生政策规定提高其家庭最低生活保障金额的10%；

　　（四）其他对象按家庭月人均收入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发放。

　　第二十三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主要以货币形式委托当地金融机构代发。

　　审批机关批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申请后，应当告知低保对象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和身份证到当地金融机构办理领取低保金的存折开户，并将开户行名称和存折帐号交由社区居民委员会上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备案；低保对象凭领取低保金的银行存折到金融机构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

　　第二十四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实行动态管理。

　　县区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于每年年底对本办法第四条第（一）项规定人员的基本情况进行核实。每季末，对其他享受城市低保对象的家庭人口和收入情况进行核实。

　　根据核实情况及时办理续保或者终止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手续。

　　第二十五条　低保对象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期间，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家庭人均收入情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通知社区居民委员会告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并办理调整或者停发保障金手续；

　　（二）户籍在本市范围内发生迁移的，应当到迁出、迁入地的县区民政部门办理保障资格转移手续；

　　（三）达到法定就业年龄并具有劳动能力的，应当主动就业，参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举办的职业技能培训，接受有关部门推荐就业；

　　（四）达到法定就业年龄并具有劳动能力，暂时不能就业的，应当参加其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公益性服务劳动。

　　（五）低保对象应当如实提供全部家庭人口及收入情况，并主动配合社区居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区民政部门的调查工作。

第五章　保障资金的筹集和管理

　　第二十六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资金，按照分级负责，分级负担的办法，由市、县区人民政府负担的部分应当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二十七条　市、县区民政部门应当在预算编制期限内提出下一年度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用款计划，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列入财政预算。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按工作进度及时足额拨付保障资金，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管理。

　　第二十八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保障资金年终如有结余，可结转下一年度使用。严禁截留、挤占或者挪用。

　　第二十九条　县区财政部门应当根据实际需要，按上年实际支出城市低保资金的2%安排工作经费，用于日常工作的开支。

　　第三十条　县区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设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台帐，做到日清月结。

　　第三十一条　民政部门提出用款申请时，须同时提供保障对象名单、户主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审批证明等材料供财政部门审核。

　　第三十二条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提供捐赠、资助。所提供的捐赠、资助资金，全部纳入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专户。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三条县级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配备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专职或者兼职管理人员。

　　第三十四条　各级各部门应当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公共场所、政务公开栏和宣传栏等，宣传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政策、法规、办事程序等，接受社会监督。

　　各级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主管部门应当公布咨询、投诉电话，受理城市居民的咨询、投诉和举报。

　　第三十五条　各级民政、财政、审计、监察部门，应当加强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管理发放情况进行检查，对发现的违法、违纪问题应当严肃处理。

　　第三十六条　从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工作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批评教育，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申请条件的人不予批准或者对不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的；

　　（二）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污、挪用、扣压、拖欠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的。

　　第三十七条　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警告，追回骗取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采取隐瞒、欺骗手段骗取保障金的；

　　（二）家庭收入好转后未按规定及时告知低保管理审批机关，继续享受低保待遇的。

　　第三十八条　对为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对象出具虚假证明的有关人员，其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要给予当事人批评教育、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申请人对民政部门作出的不许可决定、停止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决定，减发或者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决定，或者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条　建立健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档案管理制度。

　　档案应当包括规范的申请、证明材料、审批表、救助对象花名册、发放资金数目以及综合情况表等。

　　有关单位应当按《会计法》的规定保管好会计资料。

　　第四十一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需各种表、证、卡、卷等证件和凭证由市、县区民政部门按统一规格印制。

第七章　低保对象享受的优惠政策

　　第四十二条　凡连续享受我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半年以上（含半年）的低保对象，凭本市各县区民政部门颁发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及领取低保金的银行存折，可享受以下优惠扶助政策待遇：

　　（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及所属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对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免费推荐就业，并免收求职登记费、档案管理费，对参加职业培训并成功实现就业的，按有关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

　　（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实行扶持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自谋职业。对申请从事个体经营的低保对象，减半收取开业登记费，免收私营企业协会会费。

　　（三）税务部门对低保对象创办企业或者从事社区服务业的，免费进行税务登记；

　　（四）教育部门对低保对象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寄宿的低保子女补助生活费；低保对象属于孤儿的住宿费全免；低保对象子女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按照物价主管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酌情减免学杂费等费用；

　　（五）卫生医疗机构对低保对象实行医疗救助。低保对象在自治区、市、县医保定点医院就诊的，免收挂号费；诊查费按50％、手术费和住院床位费按70%收取。

　　（六）住房保障部门对住房困难低保对象申请住房保障的，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可优先给予住房保障；

　　（七）广播电视部门对低保对象的有线电视安装费按规定减半收取；

　　（八）殡葬管理机构对死亡的低保对象减收30%遗体火化费；

　　（九）低保对象每户每月用水量在8立方米以下的，市自来水公司按现行水价的90%收取，超过部分按现行水价收取。

　　第四十三条　大力开展社会救助、互助互济活动，多渠道解决困难居民群众的实际困难。

　　第四十四条　鼓励发展服务于贫困家庭的非营利慈善机构。

　　非营利机构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可按税法有关规定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鼓励社会各界向贫困家庭提供法律援助、基本医疗救助，为贫困学生提供助学资助。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3年10月17日颁布的《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宁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的通知》（南府发〔2003〕132号）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