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是检察工作进入崭新发展阶段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对检察工作今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检察机关如何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成为各部门必须着力抓好的重点工作之一。“十三检”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放在突出位置予以关注,是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在检察工作中的生动体现,也是大力开展检察改革、努力完善检察制度的前提和出发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 是履行检察职能的应有之义，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能又一重要举措，是履行检察职能的应有之义，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能又一重要举措。本文拟就检察机关如何充分发挥检察职能，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作一粗浅探析。
一、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中应坚持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期，也处在矛盾凸显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结构也发生着深刻变化，人员流动性增强，个人与社会组织的依存关系大大减弱。人民内部矛盾日益复杂多样，各种传统的、新型的社会治安问题等，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绝大多数矛盾都是群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通过某种行为，唤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使自身利益能得到确认和保障。这些行为有的理智，有的冲动，有的合法，有的违法。涉及的领域包括企业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保维权、劳资纠纷等。从实质上看，当前的社会矛盾由利益分化导致的贫富不均、利益分配不均引起的，但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伴生的社会管理体系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也不容忽视。
社会是人们依据一定的关系彼此结合而成的生活共同体，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管理是指人们为使社会机体及各部分向着一定目标运动而进行的计划、组织、控制和引导等活动。在任何国家，一个稳定、和谐与发展的社会都离不开有效的社会管理。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职责在于通过履行检察权，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因此，保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全面提升社会功能，就成为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检察权的法律监督属性，决定了检察机关必须深入社会，充分发挥各项检察职能，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维护司法公正，理顺群众情绪，促进社会和谐。
二、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应坚持的原则
一是依法参与原则。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依法参与、依法管理。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绝不能为了求新、求快、求亮点擅自突破法律界限，随意创制和乱作为，否则就是滥用职权。检察机关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依法参与的原则，在方式方法上仔细遴选，科学取舍，对通过行政手段、道德手段能解决的问题不宜介入，对依靠社会组织和当事人自治能化解的矛盾不宜启动诉讼程序，在管理、服务的过程中必须保持适度的消极性、被动性，不能不能随意地扩大检察权。采取的方法手段既要考虑可行性、创新性，也要考虑合法性，不能为了迎合少数领导的想法、配合某些地方形象工程或者支持一些个案的需要作出违法决定，决不能突破法定职能包揽不在检察权范围内的工作，更不能突破现有的法制框架乱作为。
二是执法办案原则。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必须通过执法办案来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执法办案是履行一切检察职能的本源和归宿，也是新时期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性工作。只有更严格地坚持有案必办原则，更高质量地办好每一起案件，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才能更好地发挥服务职能。现阶段，在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落实稳定是硬任务、是第一责任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只有通过充分发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查办职务犯罪等职能作用，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群众才有安全感，才能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才能树立良好的法治、道德标准。只有坚持有案必办、依法严格办案、高质量高标准办好案件的工作原则，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才有了立足点和工作基础，检察工作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三是强化服务原则。开展社会管理创新工作，首先必须从理念上反思、重构。凸现司法工作服务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关键是优化现有的工作方法和模式，使之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树立牢固的服务为先、服务为本意识，不断优化工作思路，不断彰显检察机关的服务职能，使检察工作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社会管理创新不是管得更多，而是管得更好，就检察工作而言，必须适当坚持检察职能的谦抑性，合理行使批捕、起诉等权力，在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努力寻找检察工作在整个社会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助力点，“打”、“救”、“防”结合，通过为社会和公民提供优质的司法服务来履行检察工作对社会的管理职责，以此为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司法环境。
四是公平正义原则。公平正义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目标。实现公平正义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不公平是一切社会动乱的根源，是发生矛盾和问题的因素，离开公平正义，不但旧矛盾和问题得不到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也会不断产生，社会和谐、稳定就无从谈起。胡锦涛总书记曾强调“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检察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不仅是维护公平正义的主题，而且起着重要的防线作用。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一系列教育活动的开展，检察队伍的素质和执法水平不断提高。但我们也应清醒的认识到，在当前的新形式下，特别是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的责任重大，使命更加艰巨。我们之所以反复强调“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就是为了在越来越完善的法律体系大背景下，通过公平正义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离开公平正义不仅法律会成为一纸空文，依法治国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检察机关也就失去了公信度。因此，只有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让公平正义成为人们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结果，依法治国的目标才能实现。
三、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方式的路径选择
检察机关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准确定位是基于“法律的品格”和“要件”而言，仅凭“满腔热忱”还不够，更要注重方式方法。这些方式方法要以“要件”为基点，也要注重法律的保守性、消极性和普遍性特点。因此，检察机关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式选择，既要注重“要件”的需要，也要兼顾法律的品格特性。
（一）互动方式。法律监督的程序性权力处于核心地位，检察机关是通过“启动法律程序来实现追诉犯罪，监督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的安宁和秩序，促进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功能的”，因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往往体现在对特定法律监督程序的发动，而非实体内容的决定”，促使程序性权力与实体性权力的顺利衔接。在此过程中，检察机关必然与其他有权监督主体以及有关机关发生引起与被引起的互动关系，同时与被监督者发生纠正与被纠正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反映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所具有的积极主动、富有成效的职权特点，这种方式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内容之一。1、与公安、审判机关的互动。检察机关通过立案监督、审判监督等权力，引起公安机关的立案程序和审判机关的二审、再审程序，对公安侦查等诉讼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权通知纠正。2、与其权力监督主体的互动。检察机关与其他监督主体的互动关系实质上是协作关系。包括：1）与权力机关的协作关系。2）与监察机关、具有行政处分权的上级行政、审判机关的协作关系。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具有职能性、多向性和一致性特点，可以充分发挥检察主导性的特性，运用互动关系特点，开展与公安、审判机关的监督和制约衔接方式，与其他权力监督主体协作方式的社会管理创新。
（二）延伸方式。检察机关作为代表国家、公共利益主动纠正、追诉违法犯罪行为的国家机构，必然要更多地承担对社会利益保护的职能。由于法律监督性质具有规范性、程序性和有限性的特性，致使法律监督的效力和权力行使受到了不同程度地影响和制约。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存在诸多管理隐患和“缺位”的现象的存在，而作为具有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却无法触及。检察机关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应当以延伸检察监督职能的方式，就象“控诉权的派生和延伸”一样，以检察权职能为基点，将检察监督职能向外延伸方式，使检察监督权能限度扩张，运用延伸职能职权，启动申请权及时有效地予以“提醒”，促进社会管理的“缺位”管理和行政管理无法触及的领域，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三）拓展方式。随着检察职能逐渐向外延伸，其触角涉及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领域，甚至超出诉讼领域对行政权力运作产生影响，这种“检察权的扩张是国家法律监督职能不断强化的客观需要”。特别是在“和谐社会”语境下，“协商性司法”理念的逐渐探索，对传统司法理念形成巨大冲击，“这种新型司法程序的出现，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并有着深刻的法律文化基础，”这为检察监督职能拓展空间和范围提供了契机和舞台，特别是在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更为检察机关拓展检察职能方式，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条件。尤其是在民事行政诉讼法律监督方面。在拓展方式中，以检察监督内涵为基础，通过拓展空间和范围的手段，拓展检察监督外延，对原有检察效力无法涉及和触及的行政管理领域，通过检察监督、请求权、检察建议、检察协作等方式，达到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
（四）创新方式。检察机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之一，理应在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服务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但是，社会管理体系是一套十分复杂的管理系统，利益格局庞杂而复杂。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加上异化的“权力经济”作用形成了腐败因素，社会管理难免出现管理漏洞和缺失，导致越位错位现象与人民群众期待值形成的巨大反差，需要检察机关对社会管理协作、漏洞和缺失衔接、群众诉求和矛盾的协作处理、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等方式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如暂缓起诉制度的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的探索等，对参与社会管理体系构建，推动社会有序管理具有时代意义。
四、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的工作重点
纵观当前社会管理现状，迫切需要对现有社会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创新，进一步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以不断提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社会和谐。检察机关有责任加强社会管理方面的研究创新，主动应对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既要依法坚持过去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加大执法办案力度，通过提高执法水平来补强社会管理创新这块“短板”，确保社会管理创新在检察环节落到实处，也要与时俱进，寻找重点、有的放矢，创造性地推动工作，从而为探索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是积极参与对特殊人群的帮教工作。特殊人群是社会管理的难点也是重点。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要着眼实际，解决问题，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监所检察工作，促进监所依法、文明、科学管理，不断提高教育改造质量;认真贯彻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探索适应社区矫正特点的检察方式，加强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的法律监督;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特殊人群帮教管理，帮助刑释解教人员妥善安置、融入社会;与共青团、学校、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密切配合，加强对违法犯罪青少年的教育挽救，共同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的犯罪工作。
二是积极参与对重点地区的综合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必须着力解决好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地区的整治开发、服务管理与协调发展问题。在为党和国家的大局服务过程中，检察机关要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深入开展对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的排查整治。对排查整治出来的黑恶势力、“两抢一盗”等犯罪案件，适时介入侦查，依法快捕快诉，及时、准确、有力地打击。密切关注社会治安动态，有针对性地提出消除隐患、强化管理、预防犯罪的建议，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结合办案加强法制宣传，广泛开展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农村活动，增强公民法制观念，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
三是积极参与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管理。互联网不仅是新技术、新产业、新媒体，也是新的意识形态阵地。在建设与管理并重的思路指导下，检察机关要坚决依法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诈骗、盗窃和“黄赌毒”等犯罪活动，维护网上秩序，净化网络环境。高度重视涉检网络舆情，建立健全应对、引导等机制。既要把网络舆情作为听民声、察民情的重要渠道，又要高度重视涉检负面报道，认真评估舆情影响，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网上舆论，营造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舆论环境。
四是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充分发挥检察职能通过执法办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新时期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性工作。检察机关要通过充分发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职能作用，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认真抓好涉检信访积案化解工作，采取综合措施，力争尽快消化解决检察环节的信访积案。结合执法办案，建立健全检察环节社会矛盾排查化解、执法办案风险评估、检调对接等工作机制，努力探索化解矛盾纠纷的新途径新举措。高度重视敏感案件的办理及“三个效果”的统一，防止激化矛盾或引发新的矛盾。组织检察人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诉求、解决困难，切实把排查化解矛盾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真正践行执法为民。



作者姓名：王新剑
单 位：成武县人民检察院
地 址：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
电 话：15668265785
电子邮箱：cwjcy@sina.cn


地理标志，又称原产地标志（或名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下简称TRIPS协议）第22条第1款将其定义为：“其标志出某商品来源于某成员地域内，或来源于该地域中的地区或某地方，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与该地理来源有关”。
欧洲尤其是法国，对地理标志、原产地标志的保护要求已经到了炙热的程度。我国现行《商标法》也规定了地理标志的定义：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所决定的标志。可见，地理标志是表明某一种商品来源于一成员方地域内，或此地理内的一地区并且该产品的特定品质、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与该地理来源相关联的标志。其身份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知识产权。
众所周知，知识产权为是民事权利，是一种典型的私权利。地理标志作为知识产权属下的一种，自然属于私权，但无论从使用还是管理上，又不同于其他如商标、专利等纯粹的私权，法律同时为它提供了国家公权力的保护屏障。

我国对地理标志提供“双轨道”保护。目前，我国的法律对地理标志的保护见诸于纯地理标志行政保护：《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细则》；作为商标保护：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16条，《商标法实施条例》，2007年《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文件。
我国于1993年修改的商标法实施细则（现已失效），将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纳入商标法律保护体系，据此，1994年国家工商局制定了《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规定“证明商标是指由对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具有监督和检测能力的组织所控制，而由该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于其商品或者服务，用以证明该商品或者服务的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精确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商品商标或者服务商标”。2001年颁布实施的《商标法》第16条，加入了对地理标志保护的规定“商标中有商品的地理标志，而该商品并非来源于该标志所标示的地区，误导公众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但是，已经善意取得注册的继续有效。前款所称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2002年的《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商标法第16条规定的地理标志，可以依照商标法和本条例的规定，作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申请注册。 ……”
由国家质监总局于2005年颁布实施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规定，对于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资格的生产者有规范性使用标准的约束，如果违反规定可能面临被注销、停止使用的风险；对于其他生产者使用与专用标志相近、易产生误解的名称或标识及可能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或图案标志，使消费者将该产品误认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行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将依法进行查处。
从上文件可以看出， 目前我国对地理标志保护实行的是“双轨道保护”。即一方面国家质监部门通过公权力实施主动保护，另一方面，允许将地理标准注册为证明商标，申请人通过工商总局商标局申请设定商标权后，借助于商标法进行司法及行政保护，后者体现的是私权性质的保护。
“双轨道”保护的精神一致
首先，从申请人及使用人的资格来看，两条轨道是保持一致的。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规定，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机构或人民政府认定的协会和企业（以下简称申请人）提出。《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申请人资格确认评定规范》规定，申请人应当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业协会等社团法人或者事业法人，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不接受政府、企业或个人的申请。申请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具有监督和管理农产品地理标志及其产品的能力；（二）具有为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加工、营销提供指导服务的能力；（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而根据《商标法》及条例，如果申请注册商标中含有地理标志，而申请商品又并非来源于该标志所标示的地区，容易误导公众，是不予注册的。以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及集体商标注册或要求使用的，必须具备规定条件，如集体商标是以团体、协会或者其他组织名义注册，供该组织成员在商事活动中使用，以表明使用者在该组织中的成员资格，符合使用条件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要求参加该组织或直接正当使用该集体商标；申请注册为证明商标以及要求使用的，亦需符合使用该地理标志条件。由此看来，质监局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与商标法及条例的规定从申请人及使用人的资格，也是保持一致，并未有明显冲突。

其次，公权力保护与私权利救济，二者并不冲突。
在我国，对地理标志实施的是公权与私权的双重保护，虽然从保护形式上看，两条平行轨道中的主管部门存在冲突，但从权利人的权利保护角度，反而是一种权利的加强。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中体现的是国家公权力主动、强制性地介入地理标志的监督、管理及保护，《规定》要求各地质检机构依法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实施主动保护。对于擅自使用或伪造地理标志名称及专用标志的；不符合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和管理规范要求而使用该地理标志产品 的名称的；或者使用与专用标志相近、易产生误解的名称或标识及可能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或图案标志，使消费者将该产品误认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行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将依法进行查处。可见，质监部门公权力的主动、强制管理及权力干预，为地理标志的权利人提供了公权力保护的屏障。
而从商标保护的角度分析，一方面，商标法排斥将地理标志申请注册为普通意义的商标，即《商标法》第16条规定，商标中有商品的地理标志，而该商品并非来源于该标志所标示的地区，误导公众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已经善意取得注册的继续有效）。《商标法实施条例》又规定，以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注册的，其商品符合使用该地理标志条件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要求使用该证明商标，控制该证明商标的组织应当允许。换言之，商标法虽然规定了申请人可以将地理标志申请为证明商标，但证明商标权利人并不能因此获得完全意义上的私权，依然存在法定许可使用的情形。可见，商标法对地理标志保护的精神，与后来出台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是一致的，二者并未有明显冲突。如果质监部门对地理标志的监督使用未能尽其所能时，权利人也可以借助于商标法的规定，对侵权行为通过司法途径提起诉讼。可见，“双轨道”的保护对权利人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讲，却是加强了权利保护的屏障。

“双轨道保护”缺乏统一，分工不明确。对地理标志的使用及管理，需要尽快出台更完善的法律文件，为地理标志的保护提供一个健全的法律环境。
我们认为，从保护精神的层面，对地理标志的保护二者殊途同归，但在保护形式、管理部门以及规范性文件中，以及在管理及保护的细节操作中，仍然存在混乱。例如在质监部门的管理中，一旦认定了一项地理标志，便已排除了符合规定条件的第三方继续使用该标志。而商标法中则保留了在先权利人的继续使用权。曾经在媒体上见诸报端一度成为关注焦点的“三华李”一案，便是典型的个案。在翁源县获得“三华李”地理标志保护之前，如果“三华李”经过几十年的推广种植，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品种名称，遍布岭南其他区县并大规模种植推广，其他地区销售的“三华李”称谓已深入人心，“三华李”的地域性称谓已逐渐淡化或弱化，此时再就“三华李”单独授予翁县地理标志进行保护，已违反了地理标志保护制度设立的初衷。即使“三华李”已被认定为地理标志，未来也不应否定其他已形成规模及知名度的区县继续使用该名称，否则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以及产业发展，而是应通过其他方式予以纠正。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具有丰富的独特品质的农副土特产品，而这种品质往往是由当地特有的地理气候环境决定的，保护地理标志，实施品牌经营战略，对于促进我国农副土特产品产业化及市场化，大力发展地方农业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地理标志的保护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尚属新生事物，但其对于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如何在各部门间合理分工，指定完善的保护规范，是健全地理标志保护的首要工作。同时加强地理标志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地理标志保护意识，保护地理标志所有人的正当利益，也是我国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建议各部门能通过圆桌会议，将地理标志的保护问题出台统一、完善的保护规范，以健全其法律保护体系。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 田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