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印度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八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贸易议定书


（签订日期１９８７年５月２７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本着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和扩大两国间贸易关系的愿望，满意地看到自一九八六年贸易议定书签订以来贸易的增长，并注意到在更加平衡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贸易的潜力，经过友好商谈，就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八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两国贸易议定书达成协议如下：

　一、缔约双方同意将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金额定为一亿五千万至二亿美元。

　二、中国方面期望按以下参考性数量／金额从印度进口的商品：

　　１．矿砂
　　　　铁矿砂　　　　　　　　　　　　　　　　５０—７５万吨
　　２．农产品
　　　　（１）烟叶　　　　　　　　　　　　　　　　１０００吨
　　　　（２）紫胶　　　　　　　　　　　　　　　　　５００吨
　　３．化工产品　　　　　　　　　　　　　　８００—１０００万美元
　　　　（１）有机化工和无机化工品
　　　　（２）医药产品
　　　　（３）南药
　　　　（４）染料、颜料和油漆
　　４．机电产品　　　　　　　　　　　　　４０００—６０００万美元
　　　　（１）发电和输电设备
　　　　（２）矿山和建筑机械
　　　　（３）钢材及其制品
　　　　（４）钢丝绳
　　　　（５）泵和压缩机
　　　　（６）机械、仪器和工具
　　　　（７）电子原件
　　５．胶合板　　　　　　　　　　　　　　　　６００—７００万美元
　　６．珠宝及已经加工的钻石　　　　　　　　　１００—１５０万美元
　　７．其他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万美元

　　具体商品的进口将按照中国的需要和印度的供应可能而定。

　三、印度方面期望按以下参考性数量／金额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１．生丝及丝纱　　　　　　　　　　　　　２５００—３３００万美元
　　２．农产品和土特产品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万美元
　　　　（１）杂豆
　　　　（２）食用油
　　　　（３）松香、香料及土特产品
　　３．五金矿产品　　　　　　　　　　　　　１２５０—１７５０万美元
　　　　（１）煤炭
　　　　（２）水银、锑
　　　　（３）其他矿产品
　　４．化工产品和石油产品　　　　　　　　　　８００—１０００万美元
　　　　（１）化工原料
　　　　（２）染料
　　　　（３）石油和石油化工产品
　　５．淡水养珠　　　　　　　　　　　　　　　　１５０—２００万美元
　　６．机电产品　　　　　　　　　　　　　　　８００—１１５０万美元
　　　　（１）工具
　　　　（２）电站设备
　　　　（３）石油钻井设备
　　７．医药原料　　　　　　　　　　　　　　　２５０—４００万美元
　　８．其他　　　　　　　　　　　　　　　　　４５０—６００万美元

　　具体商品的进口将按照印度的需要和中国的供应可能而定。

　四、上述商品的实际成交，将视两国的贸易机构或进出口商就上述商品的价格和其他交易条件可能进行洽谈的结果而定。一俟交易达成，缔约双方应作一切努力保证所签合同的顺利执行。

　五、缔约双方同意鼓励各自的贸易组织和商人探讨通过各种贸易和合作方式促进双边贸易的可能性。缔约双方还同意上述商品拟议中的交易对两国贸易机构或进出口商之间的其他商品交易并无限制之意，还将鼓励两国间贸易机构或进出口商就其他商品达成交易，以便实现所确定的贸易指标。

　六、本议定书被认为已自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有效期至一九八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缔约双方同意，按照本议定书所签订的各项合同，即使本议定书期满后，仍继续执行，直到有关的合同期满为止。

　七、尽管本议定书已规定上述各款内容，但所列商品或其他商品的进出口将依照各自国家的进出口条例而定。
　　兹证明本协定签字人系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
　　本议定书于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印地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有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印度共和国政府代表
　　　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　　　　　　　　　　　　商务部秘书
　　　　　　吕学俭　　　　　　　　　　　　　　　普利姆·库玛尔
　　　　　　（签字）　　　　　　　　　　　　　　　　（签字）
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
——宪政问题研究系列之一

谢维雁



立宪政府的理论和实践被认为是西方世界所取得的最大的政治成就。这一成就既不是一个世纪也不是一个民族所造就的[1]。这意味着，宪政决不是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权宜之计，更不是某个天才人物的偶然所得。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宪政已成为世界之大趋势，时代之主潮流，它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常规形态。极少数国家虽未建立真正的宪政制度，却也采取了宪政的形式以掩盖其反宪政的实质。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宪政具有普适性价值，有其存在的合理根据，或者说，它必定可以为人们提供解决特定问题的稳定方式和制度性措施，能满足人们某种普遍的、一般的、恒定的需要。宪政存在的根据，在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普遍性。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揭示了它所要达成的价值目标。“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2]，把握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认识和理解宪政的前提。

宪政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笔者认为，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可由对下面两个问题的回答予以揭示，一是“宪政是干什么用的？”二是“怎样实现宪政的功能？”前一个问题是价值问题，后一个问题是事实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卡尔·J· 弗里德里希认为，宪法和宪政的本质，“可以通过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被揭示：宪法的政治功能是什么？因为其功用旨在达成的政治目标。在这其中，核心的目标是保护身为政治人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保护他们享有真正的自治。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Self）”，“宪法的功能也可以被阐释为规定和维护人权的”[3] 。斯蒂芬·L·埃尔金也认为，“古典的宪政思想传统上关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害……同时将政府侵害其公民的机会降至最小程度’。它的目标就是‘避免暴政’”[4]。弗里德里希和埃尔金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揭示了宪政的核心价值：保障人权。这是对宪政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国学者一般把立宪主义或宪政的价值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但笔者认为，对权力的限制和对权利的保障在价值意义上并不处于同一层次，对权力的限制具有手段或者工具的意义，应当属于下文要谈到的第二个问题，而对权利的保障是宪政的首要的和终极的价值[5]。宪政所保障的自由与权利，只有相对于具体的、独立的公民个体才有真正的意义。宪政是一个极具人文气息的概念，它在本质上应当是一种个人主义，它针对每一个生命个体，并力求使每一个个体都获得同等的、最低限度的制度保障。人权保障价值是宪政自身的合法性根据。价值认同是实行宪政的前提。宪政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形态，就是因为宪政的人权价值具有普适性并已经获得普遍的价值认同。关于第二个问题，它实际上意味着，为保障人权而建构的宪政制度及其规范体系，它主要以规则和程序为其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实证的制度设计，它是要解决“如何实现人权的保障”或者“怎样保障人权”的问题，前述对权力的限制仅是人权保障的方式之一。实质上，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可被看作是为保障人权而采行的技术手段。如前述，对人权保障的价值，已获得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并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宪政的核心理念。然而，对于如何保障人权的问题，虽然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已达成了认识上的一致，但实践中存在很大而且注定是不可消除的差异。一些在西方国家已经验证有效的人权保障策略在其他一些国家未获普遍认同，而一些东方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人权保障制度也多为西方国家所责难。实际上，以何种方式、手段、制度来保障人权，从来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即使最早建立宪政的英国、美国和法国在这方面至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宪政的选择，首先而且关键是价值认同，其次才是根据各自的传统与国情构建一套制度措施来保证这一价值的实现，即以规则和程序的形式“约束成员的行为，成为一种生活规范”[6]。

然而，在中国，宪政之路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先进分子掀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拉开了宪政运动的序幕。时至今日，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已经站在宪政的路口”[7]，但毕竟“中国还没有实现宪政”，宪政仍然仅仅“是中国为其完全实现而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8]。宪政在中国一开始就是被作为一种富国强兵的工具选择，而不是被作为一种保障人权的价值认同。迄戊戌维新至今的整个中国宪政运动史，都以求富求强为基本动力，“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主要是把宪政作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器’，坚持一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工具主义的宪政价值观”[9]。而在实践中，也未形成有效的规则和程序对社会生活进行真正有意义的规制。宪政基本上停留在作为规范表现形式的宪法上，宪法本身更多的是被用作一种政治策略，而不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对宪政的工具化理解和接受，在亚洲国家中具有普遍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亚洲国家在面临殖民统治，或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时，人们把西方强大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立宪主义，归结于它们有统一的宪法，认为只要制定了宪法，并以宪法精神制约社会生活，那么国家的强大就有了保证。因而，忽视了对立宪主义的价值判断，简单地从救国手段的意义上理解立宪主义 ，移植立宪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立宪主义的工具化与社会危机”[10]。实行宪政的第一步是价值认同，其次才是实现这种价值的制度构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从来不曾有过保障人权的观念，宪政运动虽历时百余年，却至今仍未将人权保障确立为宪政的核心价值和指导思想，因此，中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宪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1]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前言。

[2] 这是卞悟先生一篇评论文章的题目，其内容与本文主旨并无关联。见《读书》，1998年第6期。

[3]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15页。

[4] （美）斯蒂芬·L·埃尔金、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周叶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

[5] 依笔者之见，宪政的基本价值应当包括人权的切实保障，权力的合理配置，秩序的严格维护，利益的有效协调等但毫无疑问，在这个价值序列中，人权保障居于核心地位，而秩序维护、权力制约和利益协调等则居于从属或者次要地位。（见拙作：《宪政基本价值论》，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6期）。

[6] 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

[7] 蔡定剑：《中国宪政运动—百年回眸与未来之路》，刘海年主编：《人权与宪政》，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8]李步云：《宪政与中国》，李步云、张文显主编：《法理学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89页。

[9] 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俞荣根“序”。

[10] 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