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行政公署


兴安盟行政公署关于印发《兴安盟行政公署工作规则》的通知

兴署发〔2007〕2号


各旗县市人民政府，盟直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中区直垂直管理单位：

经盟行署同意，现将《兴安盟行政公署工作规则》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兴安盟行政公署工作规则
（2007年4月20日行署常务会议修订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参照《国务院工作规则》、《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行署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自治区党委、政府以及盟委的各项部署，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要求，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推动全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第三条 行署组成人员要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忠于职守，服从命令，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四条 行署各部门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行使职权，进一步转变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切实贯彻落实行署各项工作部署。

第二章 组成人员职责

第五条 行署由下列人员组成：盟长、副盟长、秘书长、行署组成部门行政正职。
第六条 行署实行盟长负责制，盟长领导行署的全面工作。副盟长协助盟长工作。
第七条 副盟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盟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行署进行外事活动。对于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应及时向盟长报告；对于政策性问题，要认真调查研究，及时向盟长提出建议。盟长出差、学习期间，由常务副盟长主持工作。
第八条 行署秘书长在盟长领导下，协助处理行署日常工作。
第九条 行署各部门实行行政主要领导负责制，在行署领导下负责本部门工作。各部门决定工作中的重要事项，应事先请示分管副盟长，并定期向分管副盟长报告工作，重大事项向盟长报告。

第三章 科学民主决策

第十条 行署及各部门要建立健全领导、专家和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优化重大决策规则和程序，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
第十一条 凡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财政预算、城市总体规划和发展战略、重大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重要资源配置和社会分配调节、重大建设项目，以及涉及民生问题等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由行署常务会议讨论决定，或经行署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报请盟委决定。财政超收部分的预算安排，由行署常务会议或盟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
第十二条 行署各部门提请行署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自治区、兴安盟政策规定和发展规划，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论证评估或法律分析；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充分协商；涉及各旗县市的，应事先征求意见；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应按照有关规定，通过公示或听证等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
第十三条 行署在作出重大决策前，要根据需要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听取民主党派、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四条 行署在决策中，要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同时针对不同情况，实行分类指导，注重政策导向，确保决策取得实效。
第十五条 行署及各部门要建立反应灵敏、协调有效、覆盖全盟的决策信息反馈机制和决策后评估机制，为决策的不断完善和优化提供客观依据。

第四章 依法行政

第十六条 行署及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实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行政许可法，规范行政权力，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
第十七条 行署根据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适时制定规范性文件，及时修改或废止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确保规范性文件的质量。
第十八条 行署及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行署各部门提请行署决策涉及法律的事项和以行署或行署办公室名义制发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经行署法制部门审核。
第十九条 建立健全行署各部门和各旗县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行署各部门和各旗县市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及时报送行署备案。行署法制部门负责处理行署和旗县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备案登记和审查工作。审查中发现行署和旗县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存在与国家、自治区法律法规抵触或者超越权限、违反程序的，应报请行署责令修改或者予以撤销。
第二十条 按照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的原则，科学配置执法部门的职责，推进综合执法试点，理顺行政执法体制。严格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执法考评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第五章 行政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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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行署各部门要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接受司法监督和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专项监督，同时自觉接受盟人大工委、盟政协的监督。对监督中反映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及时整改。
第二十二条 旗县市政府及基层行政部门有权对行署及各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行署及各部门对旗县市和基层单位反映的实际问题和困难，要认真改进，设法解决。
第二十三条 行署及各部门要及时向盟人大工委和盟政协通报重要工作情况，征询意见。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书面意见和提案，要高度重视，认真办理，并不断提高办结率和满意率。
第二十四条 建立新闻发布制度。定期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公布行署的重大决策、重要工作和涉及全盟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关情况；不定期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通气会等向媒体公布事关全局或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的有关信息。
第二十五条 行署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对新闻媒体报道和群众反映的重大问题，各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查处，限期整改，并向行署报告。
第二十六条 行署及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畅通。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实行信访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行署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要坚持信访接待日制度，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督促及时妥善解决信访反映的问题。

第六章 会议制度

 第二十七条 行署实行全体会议、常务会议、盟长办公会议、行署工作会议和专题会议制度。
第二十八条 行署全体会议由盟长召集和主持，一般每年召开一至两次。全体会议出席人员为行署组成人员，列席人员为盟长助理、副秘书长、各旗县市长、行署直属机构和驻盟有关单位主要领导。需要召开全体会议时，由行署办公室根据会议内容提出扩大出席名单，报盟长或常务副盟长审定。行署领导不能出席全体会议的，向盟长请假；其他人员不能出席或列席的，向秘书长请假。
行署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传达贯彻自治区党委、政府和盟委重要决定事项；通报全盟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有关重要情况；安排部署行署年度工作和重要工作；讨论需由行署全体会议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九条 行署常务会议由盟长或盟长委托常务副盟长召集和主持，一般每月召开一次，如有需要可临时召开。行署常务会议由盟长、副盟长、秘书长、盟长助理组成。行署副秘书长、行署法制办主任为固定列席人员。根据议题的内容，可增加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列席，具体名单由秘书长确定。列席会议单位的负责人一般不带助手，因特殊情况需带助手参加会议的，应事先征得秘书长同意。行署领导不能出席行署常务会议的，向盟长请假；其他人员不能列席会议的，向秘书长请假。
行署常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讨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规划、年度计划、盟级财政预算；讨论通过由行署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研究讨论全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长远性问题；传达贯彻全国、自治区和盟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重要考察情况报告；需由行署常务会议决定的其他事项。
列入行署常务会议的议题，从以下三个方面收集：一是根据盟长、副盟长批示的；二是盟长办公会议、专题会议讨论提出的；三是行署各部门和各旗县市请示事项并经秘书长审核同意提出的。议题内容涉及几个部门的，或事先需进一步协调的，由分管副盟长或分管副盟长委托分管副秘书长进行协调，取得一致意见后，由分管副盟长或秘书长签署意见，报盟长或盟长委托常务副盟长审定。需列入常务会议讨论的议题，在会议召开的前三天由行署办公室开列清单，经秘书长和分管副盟长召集有关人员审核后，呈盟长审定；盟长委托常务副盟长主持会议的，呈常务副盟长审定。
第三十条 盟长办公会议由盟长或盟长委托常务副盟长召集和主持，不定期召开。盟长办公会议由盟长、有关副盟长、秘书长、有关盟长助理组成，根据需要行署相关副秘书长及有关的行署部门和旗县市政府主要领导列席会议。
盟长办公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决定行署日常工作中涉及全面工作以及需要统筹安排的事项；听取行署部门和旗县市政府有关方面重要工作汇报；研究提交行署全体会议、常务会议讨论的事项；研究专项资金的安排使用；研究盟长或副盟长提出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三十一条 行署工作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出席范围为盟长、副盟长、秘书长、盟长助理、副秘书长以及行署各部门、直属单位、旗县市政府主要领导，并邀请盟委、盟人大工委、盟政协有关领导参加。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通报和部署阶段性工作。
第三十二条 行署专题会议由副盟长按照工作分工召集和主持，不定期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由会议主持人确定。
行署专题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落实、协调、处理行署已决定的安排部署和专项事宜。
第三十三条 行署常务会议、盟长办公会议、行署专题会议都要印发会议纪要贯彻执行。行署常务会议、盟长办公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经秘书长审核后，报盟长签发。行署专题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经有关副秘书长审核后，报分管副盟长签发，其中涉及政策调整、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资金安排、重大项目等事项的，报盟长签发。
第三十四条 行署及各部门要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严格控制各类全盟性会议。凡以行署名义召开的全盟性会议，统一由行署办公室按有关规范办理；未经行署批准，行署各部门不得召开要求其他部门和各旗县市领导参加的全盟性会议；行署各部门召开的属本系统范围的会议，不得要求以行署名义召开，一般不邀请行署领导出席，确需邀请的，须报秘书长批准。全盟性会议要尽量压缩规模，尽可能采用电视电话会议等节俭、便捷、高效的会议形式。

第七章 公文审批制度

 第三十五条 行署各部门和各旗县市政府报送行署审批的公文，应当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兴安盟行署及办公室公文形式、适用范围和审批程序》、《兴安盟规范性文件备案和审查办法》的规定。公文审批按照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行署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办理，重大事项报盟长审批。
第三十六条 行署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经行署法制部门审查、分管副盟长审核、行署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报盟长签发；行署发布的决定、命令、指导性意见，经分管副盟长审核后，报盟长签发；向自治区政府的请示、报告，经分管副盟长审核后，报盟长或常务副盟长签发；以行署名义就某一事项作出安排和部署，或就某一请示事项作出批复，以及致函不相隶属机关相互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请求批准等，由副盟长或秘书长签发。
以行署名义制发的下行文，一般由分管副秘书长审核后签给秘书长，秘书长把关后呈盟长或分管副盟长签发；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副盟长分管工作的公文，经有关副盟长会审后签发；属于重大问题 ，经分管副盟长审核后，由盟长或常务副盟长签发。
第三十七条 以行署办公室名义发文，由分管副秘书长审核并向分管副盟长报告后，由秘书长复审签发。有些涉及面不广的，也可由秘书长委托分管副秘书长向分管副盟长报告后审核签发。
第三十八条 行署各部门和各旗县市政府报送行署审批的公文，由行署部门和旗县市政府主要领导或主持工作的领导签发，并严格按程序报送，不得直接报送行署领导个人。凡报送行署的公文，统一由行署办公室签收、登记，按程序报请分管领导审批或签署意见。
第三十九条 行署各部门和各旗县市政府向行署报送的请示性公文，需转有关职能部门研究办理时，凡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职能部门的，由行署办公室明确主办部门。主办部门要主动与有关部门协商，提出答复意见报行署。
第四十条 行署各部门和各旗县市政府代行署和行署办公室拟制的文稿，必须由单位主要领导审签，并将申请发文的理由、背景和有关说明材料一并报送。凡内容涉及其他部门职权范围的，主办部门应主动与有关部门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方可报送文稿。如有分歧，主办部门主要领导应出面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主办部门可列明各方理据，提出办理建议，并与有关部门会签后报行署协调或决定。
第四十一条 行署各部门和各旗县市政府报送行署和行署办公室的各类公文，要尽快办理完毕，逾期不能完毕的，应书面说明情况和理由。紧急公文要随到随办。
第四十二条 行署及各部门要进一步精简公文，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不得要求行署批转或行署办公室转发。确需经行署批准的事项并经批准后，可加注“经行署同意”字样，由部门自行发文。行署各部门和各旗县市政府报送行署和行署办公室的公文，凡不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的，退回原报文单位重新办理。
第四十三条 凡经行署领导审签定稿的公文底稿，有关科室和人员不得外传。行署和行署办公室的文件以及行署领导的讲话，需要登报或向社会公开发布的，必须经秘书长同意。
第四十四条 加快信息化建设，推进电子政务应用，实现政府部门之间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提高政府办事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创新管理方式，方便人民群众。行署及各部门非保密性公文，通过政府网站及时公布。

第八章 作风纪律

 第四十五条 行署及各部门领导要积极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学习理论知识、科技知识、法律知识和业务知识，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研究新问题，探索新路子，不断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和“瓶颈”，努力提高执政为民、强盟富民的能力和水平。
第四十六条 行署及各部门领导要坚持调查研究制度，通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掌握第一手资料，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善于抓住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通过专题调研，以点带面，有效指导各项工作的开展。领导下基层要减少陪同和随行人员，轻车简从，不扰民。
第四十七条 行署及各部门要坚持鼓实劲、办实事、求实效的务实作风，坚决克服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行短文”，大力精简文件和会议，严格控制各种名目的庆典和达标评比，减少各类事务性活动。
第四十八条 行署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盟委、行署的决定，不得有任何与盟委、行署决定相悖的言论和行为；未经行署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不得在个人讲话或文章中擅自对外发表。
第四十九条 健全报告制度和请假制度，严格遵守各项政务纪律。行署各部门和各旗县市政府要及时向行署报告重要情况和重大事件，特别是对重大突发性事件、事故、疫情、灾情、案件等，必须于事发后2小时内报告行署，并及时续报有关情况。行署办公室要随时掌握各地各部门上报的重要事项，并及时向盟长、副盟长和秘书长报告。严格执行出差审批制度，行署副盟长、盟长助理、各部门主要领导和各旗县市政府主要领导外出必须以书面形式报送盟委、行署办公室，由盟委、行署办公室呈报盟委、行署主要领导同意后方可安排。
第五十条 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的有关规定，从严掌握外事出访。盟长、副盟长出国(境)，经盟委、行署同意后报自治区政府审批。行署各部门、各单位的正职领导出国(境)，经有关部门会审，分管外事工作的副盟长审核后，报盟长批准。上述部门、单位的副职出访，经有关部门会审，分管副盟长审核后，报分管外事工作的副盟长批准。各级领导因公出国(境)，由行署外事办公室统一承办。
第五十一条 行署及各部门要实行政务公开，规范行政行为，增强服务观念，强化责任意识，坚决纠正部门和行业的不正之风，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对职权范围内应该解决的事项，应按程序和时限积极主动地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领导责任；对违规办事、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
第五十二条 行署及各部门领导要带头严格执行各项廉政规定。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坚决反对和制止各种奢侈浪费行为。严禁搞沽名钓誉、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严禁借各种理由向企事业单位搞摊派；严禁为个人搞超标准的特殊待遇；不准利用职权为个人和小团体谋取利益；不准利用职务便利为配偶、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准利用职权违反规定和程序干预各类市场经营活动。
第五十三条 坚持从严治政，严格管理。要从体制、机制和法制入手，建立严密的程序和制度，有效地防止、监督和查处各类违规、违纪和违法行为，使各级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切实做到廉洁、勤政、务实、高效。

第九章 督查落实

 第五十四条 行署实行督查工作制度。要健全和完善运转协调、责任明确、反馈及时的督查工作机制，实行督查工作责任制、考核制和通报制，确保行署工作的高效有序运行和政令畅通。
第五十五条 督查工作的重点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和盟委、行署重大决策和重要工作部署落实情况；行署全体会议、常务会议、盟长办公会议、行署工作会议和专题会议决定的重大事项落实情况；行署重要文件贯彻执行情况；领导批示交办事项办理情况；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结情况；群众普遍关心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解决情况。
第五十六条 督查工作要采用网络督查、跟踪督查、现场督查、暗访督查等多种形式，全面深入地了解情况，报实情、重实效。行署副秘书长要在督查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对分管战线的工作要抓好跟踪督查和落实，坚持过程督查和结果督查并重，及时向行署领导反馈情况，确保行署工作落到实处。
契约法理论的历史嬗迭与现代发展（上）
--以英美契约法为核心的考察

刘承韪 中国政法大学 副教授


关键词: 古典契约法理论 新古典契约法理论 关系契约理论 中国契约法治现代化
内容提要: 近代以来的契约法依次经历了以下三个紧密相连的理论阶段：古典契约法理论、新古典契约法理论和现代契约法理论。古典契约法理论是西方契约理论的建构期，首次型塑了契约法的完整体系结构和契约自由的精神理念；新古典契约法理论是旨在移除古典契约法弊端的契约理论改良阶段，它以《统一商法典》第二编和《第二次合同法重述》为经典文本代表，是西方现今主流的契约法理论；关系契约理论契约法社会化浪潮的理论成果，是古典契约法“死亡”后有关市场交换之法理建构中最有前途的理论选择。西方契约法理论的历史和现实可为中国契约法治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对于中国契约法治现代化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理念价值和制度价值。


近代以来的契约法理论可以划分为古典契约法理论、新古典契约法理论和关系契约理论三个阶段，[1]每个阶段契约理论的内涵、取向和规则设置都有很大的不同。包含在《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中的大陆契约法是古典契约法理论的开创名篇，此种由“法国民法典之父”波蒂埃和德国“近代民法学之父”萨维尼等大师合奏的民法理论交响也代表着古典契约法理论的最高峰。古典契约法理论建构了近代契约法的体系结构和精神特质，为现代契约法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其后，古典契约法规则和理论逐渐丧失了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的应对能力，社会要求对契约法进行调整与改良，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二编和《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即其著例；再后来，随着法律社会化浪潮的出现，以外在视角观察研读契约法的方法兴起。关系性契约难题和契约法社会化浪潮因此引发了更多的全新契约理论创造，其中关系契约理论被认为是关于市场交换法理建构中最有前途的理论选择。

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作为大陆法系精髓的法典编纂模式却意味着法律发展的结束，[2]或者至少是法律理论繁荣的终结。在古典契约法阶段之后，在欧洲大陆已经很难觅见像当年萨维尼、普赫塔、蒂堡和威尔克尔等法学家所进行的热烈而宏大的理论讨论。民法法典化导致了大陆契约法的自我封闭和反理论倾向（anti-theoretical nature），相关学术研究止步于对法典条文的注释与解读，采取相对纯粹的概念法学或法律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较少参考借鉴哲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因此在现代合同法重大理论（grand theories）的创造发展以及对国际契约规则的贡献方面，英美法似乎要比大陆法更具优势，这一点甚至连欧洲大陆的学者也深受困扰[3]。

反观英美契约法，虽然其契约法系统形成较晚，但由于英美契约法（理论）始终秉持开放性倾向和多元化思维（尤其是美国契约法），致力于规范与实证、法学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统合，[4]从而在古典契约法阶段之后奉献出了诸多重大的契约法理论创新，并因此开创了古典契约法和现代契约法两个契约法理论阶段的新纪元，带来了契约法理论的勃兴，其中尤以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富勒的“信赖利益”、吉尔默的“契约的死亡”、阿蒂亚的“合同自由的兴衰”和麦克尼尔的“关系契约”等诸学派理论最为著名。所以，本文将主要以英美法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契约法理论的历史变迁和现代动向。[5]

中国民事法治尚处于建构期，契约法治相对成熟，但由于民事统一法典未定，关于契约法的历史阶段、精神特质、民商品格等诸方面都还有待探讨。契约法理论三个历史阶段的划分，不仅可以为我们展现契约法的发展历程和演化规律，还可以为中国契约法治的系统建构和未来发展提供参照标尺和模范样本。本文将依次解析古典契约法理论、新古典契约法理论和关系契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分别阐述契约法历史嬗变的不同阶段、理论内涵及内在关联，追踪评论契约法理论在现代社会中的最新发展动态和未来发展趋势，在借鉴西方法治经验的同时，研究中国契约法治的困境并试图为中国契约法治现代化寻找出路。当然，在分析和借鉴西方契约法理论演化阶段的过程中，我们尚需不断提醒自己，各个契约法理论阶段虽有内涵取向等差异，但非完全对立，而是在相互承接和包容叠加中实现不断完善的渐进式发展的。

一、古典契约法理论：契约理论的形成与建构

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思想解放和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之下逐步进化出了一般的契约法原则、理论和规则，形成了统一、抽象而合逻辑的稳定契约法秩序、体系和理念，这便是所谓的古典或传统契约法。在契约法的发展史上，古典契约法的形成是其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因为它开创了契约法发展的全新局面。由于现代契约法在根本上仍然生存在古典契约法的基本模式和理论之下，因此如果没有一些关于古典契约法背景和渊源的知识，我们几乎不可能理解现代契约法。[6]

（一）古典契约法理论的形成：英国法的视角

在古典合同法形成之前，英国关于合同的制度、理论都是散乱而不统一的，合同法尚未成为普通法中一块独立的领地，它在很大程度上隶属于财产法和侵权法，例如英国法之父布莱克斯通卷帙浩繁的《英国法评论》中有关合同的论述只有区区40页。虽然合同法后来逐步摆脱侵权法和财产法的束缚，但仍没有形成一个逻辑一致和体系讲究的合同法律系统，更没有一个像样的体系化合同理论。然而，英国社会在最早开始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之后，急需一种韦伯所谓的高度“形式理性化”的合同法律制度，以便为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资本家商人们提供一种可以预期行为后果并高度确定的合同法律规则。在这样的现实需求促动之下，英国契约法开始了自己的体系化和一般化之路。

首先，借鉴大陆法的立法思路和法学理论。由于制度缺失和理论积累的落后，早期英美契约法缔造者们把目光直接投向已经有着成熟契约法制度和思想的大陆法系。一方面，法学家边沁等人力主通过借鉴大陆法系的法典化立法全面改造杂乱无章的判例法，整编英国契约法。尽管未获成功，但在法典化立法思潮的影响之下，19世纪的英国还是在特定商业领域实现了法典化，[7]并在相当程度上帮助家庭法、继承法、合同法和侵权法等多个私法领域实现了对确定性和体系化的追求。对于古典契约法来说，这无疑是一种重大进展。另一方面，通过吸收波蒂埃等著名法学家的法学理论来为英国契约法体系化做好思想准备。波蒂埃被公认为近代债法理论的先驱，被后人尊为“法国民法典之父”，《法国民法典》契约制度的全部内容，几乎都来自波蒂埃的理论。[8]其契约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提出了契约的合意理论并建立了契约法相对完整的体系，英国法律界通过借鉴波蒂埃的债法理论来整编法律和裁断案件，不仅接受了自然法的洗礼，也由此发展出了一套相对确定和一般化的契约法律规则，为英国契约法体系化的最终实现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和思想准备，这是英国法律系统外部力量的结果。

其次，以普遍合同法观念统一合同法。从内部视角来，英国古典契约法系统化工程是在两位理论巨人威廉·安森爵士（Sir William Anson）和弗里德里克·波洛克爵士（Sir FrederickPollock）的设计和创造之下最终完成的。他们首先提出了一种普遍合同法的观念，从而取消了各类不同合同的当事人之间的差别。因为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合同法仍是关于各种“类型”合同的法律。人们签订的合同可以分为保管合同、租赁合同、保险合同、附条件买卖合同、运输合同、出售土地合同和个人服务合同等等许多具体类型，且只受到仅适用于该类合同的规则之约束。[9]因此，安森与波洛克取消各类合同差别、建立普遍合同法的观念非常重要，它确立了这样一种思想：合同法对所有人都是中立的，每个人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如果法律取消了商业合同与消费合同的差异，取消了贷款合同、雇佣合同、租赁合同之间的差别，取消了婚约和合伙合同之间的差别，那么那种只偏袒一方而反对另一方的家长式干预就很难站得住脚了。当然，这也是亚当·斯密之后的政治经济学家们一直鼓吹的观念。他们强调合同法应当一视同仁，所有的合同都建立在经济欲望—进行自由交换和价值增值交换—的基础上，所有的合同都应得到同等的支持和对待。[10]

再次，为合同法创设出新的结构和形式。古典契约法形成之前，不仅合同观念和内容毫不统一，其结构形式也庞杂散乱。安森与波洛克的贡献就在于以理性的视角来观察和解释合同法。他们一改律师们对合同的实用主义的认识，以书面方式解读合同与合同法，将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归结为若干种理想类型的交易活动，然后对这些不同类型的活动予以分析，并将其法律后果予以系统化处理，从而归纳总结出一般合同法的普遍原理。[11]当我们今天说起合同法的普遍形式的时候，我们都会很自然地想起一些术语。比如，说到合同订立时，就会想起要约与承诺、对价理论、建立法律关系的意图；说到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时，就会想到过错、虚假陈述、欺诈以及不当影响；看到合同条款、条件、保证等术语时，就会想到合同的终止、履行、合同目的落空或违约。所有这些都来自于安森和波洛克的贡献。今天，不仅英国学者在以这种方式思考，英国的律师和法官们亦是如此，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原先那种缺乏形式和理性基础的传统，尽管在现代法律体系确立后他们仍然固守了很长时间。[12]自此之后，英国契约法完成了其体系化和一般化的过程，古典契约法理论得以最终确立。

（二）古典契约法理论的形成：美国法的视角

从理论脉络上说，英美法中的古典契约法理论是在英国的安森（Anson）、波洛克（Pol-lock），美国的兰代尔（Langdell）、霍姆斯（Holmes）和威灵斯顿（Williston）等人逐代接续发展和演化中最终得以确立的，古典的一般化契约法理论以美国《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的出台为其最高潮，因此美国古典契约理论的演化和形成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首先，在哈佛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兰代尔的法律科学化和概念主义法学思想影响之下，美国合同法也开始了向古典契约法和契约理论迈进的过程，并逐步理论化、体系化和法典化。作为契约法新大陆的发现者，兰代尔在1871年出版了《合同法要论》一书，对合同理论作了系统的论述。书中的具体内容包括：对要约的承诺、拍卖竞投、同时履行的条件、停止条件、解除条件、对价、债务、请求、独立及非独立的契据和允诺、同意、通知、要约、条件的成就、要约的撤回、单边及双边的合同等等，第一次使得美国合同理论初步成为一个有自身逻辑关系的体系。[13]

其后，霍姆斯于1881年出版了《普通法》一书，其中也对合同法的一般原理进行了较为详细和系统的论述。霍姆斯是一位典型的实证法学家，主张客观地看待法律事物；同时他还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因此，他一方面采用了奥斯丁的分析法理学方法，并继承发扬兰代尔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他还从梅因的《古代法》中汲取了历史进化的思想，反对像兰代尔那样完全按照古代罗马法的模式改造英美法，主张从普通法本身寻找进化的因素。于是，霍姆斯就在普通法的基础上，运用科学分析的方法，总结出了美国合同法的基本原理。霍姆斯契约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契约的外在性，即契约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要件，按照一定的方式缔结才能产生法律的效力，否则就没有契约的存在，也更谈不上契约的责任。[14]其中最核心的外部性理论就是对价交易理论。

最后，兰代尔的另一位重要继任者是威灵斯顿，也正是通过威灵斯顿之手，美国古典契约法和古典契约理论最终得以形成。1895-1938年这段时间应该是威灵斯顿对于美国契约理论贡献最多的时间。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努力起草国家统一的商业法律；出版了传世经典《合同法》多卷本；担任《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的报告人。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起草制定法、梳理合同理论和体系、重述契约法规则的工作，威灵斯顿也在继承兰代尔和霍姆斯契约理论的基础上最终确立了美国的古典契约理论。

当然，美国古典契约理论的最终成形应当以1932年《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的出台为其标志。美国重述的产生是为了实现法律的确定性和既有判例法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报告，美国法存在着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与复杂性（complexity）两大痼疾，而导致此种缺陷的原因则主要有三个：法律人在普通法的基本原理上缺乏一致意见；缺乏对普通法的系统发展；缺乏对法律术语的精确使用。[15]在美国法学会看来，克服美国法上述固有缺陷、逐步提高美国法律的水平（确定性与简洁性）的方法就在于通过法律的重述来“澄清和简化法律”。澄清和简化法律是一个写进美国法学会章程的目标，并在1932年《合同法重述》诞生时再次得到休斯和威灵斯顿的强调。[16]总之，美国法学会旨在通过法律重述的形式来减少判例法的庞杂性，形成一套容易接受的规则体。[17]从而在保留判例法灵活性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追求法律的形式理性化和确定性，并实现社会正义。

就其内容而言，重述首先分章，每章又分节（topic ），节下为基本条文（section），基本条文后有评论和举例（comments＆illustrations）、报告者注解（ reporters notes）、案例援引（case cita-tions）等对条文的详细解释和说明，内容丰富浩繁，阐释详尽，实乃古典契约理论集大成之作。[18]重述体系严谨、逻辑清晰、理论深厚，完全展现了古典契约理论的魅力，并且重述还代表了美国契约法学界对大陆式的法典化与英美式的判例化模式的一种成熟的认知态度和取中调和的做法。

（三）古典契约法理论的构造与特质

1．古典契约法理论的核心理念：契约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