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人民政府


拉萨市人民政府令第2号


　　《拉萨市文化市场管理办法》已经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３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市长　洛桑江村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拉萨市文化市场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拉萨市文化市场管理，维护其正常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障文化市场的繁荣和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音像制品管理条例》、《西藏自治区文化市场管理暂行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拉萨市行政区域内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领域的下列文化艺术产品和文化服务等经营活动：
　　（一）图书、报刊等出版物；
　　（二）影视制品；
　　（三）有线电视；
　　（四）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五）音像制品；
　　（六）营业性文化娱乐；
　　（七）国家允许经营的文物监管品；
　　（八）电影放映；
　　（九）演出、展览、文化艺术培训；
　　（十）字画、美术、牌匾书写、广告装璜、打字复印、雕塑工艺、各类摄影作品；
　　（十一）其它文化经营活动（包括集体、个体图书报刊出租、零售摊点等）。


　　第三条　发展和繁荣文化市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和支持健康有益的文化经营活动。


　　第四条　拉萨市各级人民政府努力发展本行政区域内的文化事业，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禁止、取缔非法经营活动，保障文化市场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凡在拉萨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文化经营活动的单位（国有、集体、三资企业等）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六条　对贯彻执行本办法，为促进本市文化市场健康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市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第七条　拉萨市行政区域内文化市场管理工作，在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市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负责指导、协调、监督。
　　拉萨市文化局是本市文化市场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
　　市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和文化市场稽查队，负责对全市文化市场的日常管理和稽查工作；各县文化市场的管理、稽查工作，由各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其工作受市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指导和监督。
　　公安、消防、工商、税务、物价、城市监察、卫生防疫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积极配合、协同搞好本市的文化市场管理工作。


　　第八条　市、县文化市场主管部门的职责：
　　（一）宣传、实施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会同有关行政部门制定文化市场发展规划和管理办法；
　　（三）负责核发有关的经营许可证和年检工作；
　　（四）负责查处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五）指导、监督基层文化管理部门的工作；
　　（六）其它有文化市场管理的事项。


　　第九条　文化市场管理实行稽查制度。
　　文化市场管理、稽查人员执行公务时必须两人以上，并向被检查者出示执法执行。
　　文化市场管理、稽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受法律保护。


　　第十条　文化市场管理、稽查人员必须清正廉洁、严格执法。不得从事、参与或者变相从事、参与文化经营活动；不得徇私舞弊，牟取私利；不得索取财物，收受贿赂；
　　不得挪用、私分收缴物品；不得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不得故意刁难、报复经营者和打击报复举报者。

第三章　文化经营活动的管理





　　第十一条　文化经营活动实行许可证制度。
　　《文化经营许可证》按国家规定式样统一印制，市、县文化市场主管部门按职责审批发放。
　　在拉萨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文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持有关证明向所在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后领取《文化经营许可证》。凭此证到当地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申办有关证照。
　　文化经营证照不得伪造、涂改、转让。


　　第十二条　申办《文化经营许可证》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相应的注册资金、从业人员和设施；
　　（二）经营场所符合文化、安全、消防、卫生等要求；
　　（三）符合其它法定条件。


　　第十三条　文化市场管理部门从收到文化经营者提出的申请之日起，应在１５日内给予答复。


　　第十四条　文化经营者应按规定期限到原发证机关换证歇业或者变更经营负责人和登记事项的，到原审批和登记机关办理注销或者变更手续。
　　文化经营者的《文化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等有关证照，除原发证机关外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扣押或者吊销。


　　第十五条　严禁有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影响社会安定、泄露国家秘密内容的文化产品进入本市文化市场。
　　严禁盗版、盗印及其它非法进口、生产的文化产品进入拉萨市文化市场。


　　第十六条　拉萨市文化经营活动禁止下列行为：
　　（一）买卖许可证、营业执照、书报刊号、音像制品版号、准映证号等有关证照；
　　（二）证照不全、无证或者持伪证经营；
　　（三）欺行霸市扰乱文化市场；
　　（四）贩卖假冒伪劣产品，或者以次充好坑害消费者；
　　（五）经营淫秽、恐怖、凶杀和封建迷信制品及非法出版物；
　　（六）利用文化经营活动或者场所进行赌博、色情服务和卖淫嫖娼；
　　（七）损害市容市貌、阻碍交通和妨碍社会正常工作、生活秩序；
　　（八）阻挠文化市场稽查人员和管理人员执行公务；
　　（九）专（兼）营排版、制版、印制、复印、影印、誉写、打印等业务项目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承印、复制和出售非法出版物。


　　第十七条　营业性文化娱乐活动包括营业性舞厅、歌厅、ＫＴＶ包厢、音乐茶座、录像放映室、健美表演（包括业余和个体民间艺术时装表演）、游乐园、电子游戏、台球、门球、保龄球、汽枪打靶和有文化娱乐项目的餐饮业等各项文化经营活动。
　　严禁任何经营单位和个人允许未成年人进入营业性歌舞厅、台球室、电子游戏室和录像放映室（即三室一厅）。


　　第十八条　影视放映单位不得出售、出租或公开放映供教学、研究用的内部资料片。
　　在拉萨市内从事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业务的商户，必须经市文化主管部门批准并取得《音像制品批发经营许可证》《音像制品零售、出租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不得经营未取得《音像制品发行许可证》的音像制品，不得经营侵犯他人著作权的音像制品。


　　第十九条　市、县电视台不得播放未取得《影视制作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制作的电视节目，不得播放未标示许可证号的国产电视剧和合（协）拍剧，不得播放未取得批准引进文号的引进剧，不得播放卫星传送的境外节目；教育电视台不得播放与教学内容无关的影视片，不得有误导教学的内容。


　　第二十条　市、县有线电视台，不得向任何单位和境外机构及个人出租频道或播出时段；经批准使用的共用天线系统只能接收、传送无线电视节目，不得播放自办节目。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不得超越规定范围接收境外传送的电视节目，禁止在公共场所播放或者以其它方式传播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
　　市、县有线电视台播放的自办电视节目，必须从市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正式批准的供片渠道获得片源。


　　第二十一条　文化经营者有下列权利：　
　　（一）在核准登记的范围内自主经营，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对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单位和个人，有检举、揭发、控告，申诉的权利；
　　（二）有权拒绝非管理部门或者未持有效检查证件的人员的检查；
　　（三）有权拒绝任何单位和个人无偿使用其经营场所和设施，拒绝交纳不符合有关规定的各种收费和罚款；
　　（四）因管理部门和管理、稽查人员工作失误滥用职权而受到经济损失，人身伤害的，有权要求赔偿。


　　第二十二条　文化经营者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亮证经营；
　　（二）对其服务项目和销售的商品，应当经物价局核准明码标价，不得超出标价和服务范围收费；
　　（三）维护文化经营活动场所的正常秩序，保证文化经营活动场所的安全和卫生；
　　（四）文化经营活动应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要求；
　　（五）主动配合文化市场管理、稽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不得阻碍或者拒绝检查；
　　（六）依法纳税和交纳文化市场管理费。


　　第二十三条　文化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必须定点、限点经营，严禁在中、小学校门５００米以内开设文化娱乐场所。
　　已确定的文化娱乐场所未经文化管理部门及其它有关部门批准不得擅自搬迁。


　　第二十四条　文化市场管理费的具体征收标准按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执行。

第四章　罚则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因违章执法给当事人造成人身伤害、经济损失的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六条（一）至（八）项、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市、县（区）文化市场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权限对经营者分别给予下列处罚：
　　（一）警告；
　　（二）责令停业整顿；
　　（三）没收经营物品、设备和非法所得；
　　（四）视情节处以非法所得５倍以下罚款；
　　（五）吊销文化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
　　以上行政处罚种类可以单处也可以并处。
　　违反第十六条第（六）项的除可处以上处罚外，对不符合规定的封闭式包间责令限期拆除、改造；国家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参与的除予以党纪、政纪处理外，按照法律、法规、规章从重查处。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由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取缔，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九）项、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由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报请自治区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由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并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者吊销其《文化经营许可证》。


　　第三十条　对经营者处以责令停业整顿、暂扣或者吊销证照、较大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听证由行政管理部门法制工作人员主持，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应对听证负责。
　　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应按照市人民政府规定备案。


　　第三十一条　被处以罚款的经营者在规定期限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依法可以当场收缴罚款的除外）。
　　当场收缴罚款的，执法工作人员应向当事人出具自治区财政厅统一印制的罚款收据。
　　没收、扣留物品的应向当事人出具法定单据。


　　第三十二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文化经营者的违法违章行为进行处罚的程序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行政主管机关或者拉萨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对行政处罚决定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出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执行。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拉萨市文化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二）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
　　　　　款；
　　（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论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

江礼华


新刑法第93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是刑事立法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及哪些人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所作的立法解释。上述规定，解决了长期以来在国家工作人员概念上的纷争，同时明确地规定了“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范围。应当说，其科学性和实践操作性较之旧刑法前进了一大步。但由于立法时没有对“公务”的含义，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等问题，作出具体的解释；加之理论界观点不一，认识分歧，因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屡屡发生歧义，直接影响了刑法的适用。当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从事司法实践工作的同志，都急切地企盼有解释权的机关能尽早就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所涉及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作出具体的解释，以便统一思想、统一执法。本文仅就如何正确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有关问题，略陈管见，以供参考。
一、关于以什么标准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问题
以什么标准界定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这是当前极具争议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是一种职务性犯罪，所以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具有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的资格身份，这是其从事公务的前提，故主张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应以行为人是否具有上述资格身份来确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主张在确定行为人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时，应以其是否从事公务来界定，无论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只要是依法从事公务者，即应视为国家工作人员之列。
事实上，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并非始于刑法修订之后。早在1995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之后，在如何界定公司、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问题上，理论界和司法实际部门便存在了严重的分歧。例如，1995年11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侵占和挪用公司、企业资金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公司、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有企业中的管理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委派到参股、合营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能的人员；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这是具有代表性的“公务论”。此后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年12月25日颁布了《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中规定：公司、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这是典型的“身份论”，得到了理论界部分专家、教授的赞同和支持。由于“两高”的司法解释不同，不仅进一步导致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执法的统一。
当前，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上的纷争，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颁布之后在如何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和争论的继续。它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一个用什么标准来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问题。
笔者认为，“身份论”和“公务论”都各有一定的道理。“身份论”的最大优点在于可以防止人为地将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扩大化，与新刑法第93条缩小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规定精神较吻合。而“公务论”的好处在于有利于打击犯罪，与当前犯罪的实际情况较为贴切。但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来看，片面地强调“身份”或“公务”，都难免有失偏颇。因为事实上，“身份”和“公务”是构成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的两大要素，二者是难以截然分开的有机整体。从理论上讲，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首先应具有一定的资格身份。这种资格身份，在我国大力推进人事制度和用人制度改革的今天，不能片面地理解或强调为是仅指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言，它还应包括依法取得从事公务的一种资格。而这种资格身份尽管有长期性的，有临时性的，其取得的方式也各异，如通过任命、聘任、委任、派出或者依据法律规定被选举、被任命或根据法律的规定而取得等，但都有一个客观存在和依法取得的问题。如果行为人根本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身份”，从事公务便无从说起。换句话讲，“身份”是从事公务的资格，没有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的身份，便没有资格去从事公务。而“从事公务”则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属性，如果抽去这一实质性问题，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亦不复存在。可见，在国家工作人员问题上，“身份”和“公务”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再者，从法律的规定上看，我国刑法第93条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规定中，亦是将“身份”和“公务”融为一体的。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显然，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理应是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过去叫“干部”，现时称国家公务员），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国家机关中工作，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如工人、勤杂人员等，其从事的事务，也不可能是“公务”，故不能将他们纳入国家工作人员之列。第2款规定的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范围，也就是“准国家工作人员”的问题，包括以下三类人员：（一）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三）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从法条规定的精神来看，上述“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也是“身份”和“公务”相融的有机整体。首先，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身份，他们或是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或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单位之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或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如果不具备上述身份，便没有资格去从事刑法意义上讲的“公务”。其次，具有上述“身份”的人员，所从事的必须是“公务”而非“劳务”；否则，亦不能成为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必须把“身份”和“公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偏废。而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标准，既非“公务论”，也非“身份论”，它只有一个，即刑法第93条的规定。这是我们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唯一的法律标准。当前，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范围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议，并非是“身份论”和“公务论”孰对孰错的问题，而主要是对刑法第93条的规定认识不一致，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如何正确理解条文精神，是我们正确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关键。
当前，在理解刑法第93条规定的精神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同认识和分歧。其中，尤以以下两个问题为突出：一是刑法第93条中规定的“公务”指的是什么性质的公务，“公务”和“劳务”的根本区别是什么？二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究竟指那些人？因此，搞清上述问题，无疑有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刑法第93条规定精神，从而正确地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
二、关于刑法第93条规定的“公务”的性质和含义问题
“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属性，是构成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的核心因素。因此，如何正确理解刑法意义上的“公务”的性质和含义，乃是我们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什么是公务？从词义上讲，所谓公务，是泛指一切公共事务而言。它包括国家性质的公务和集体性质的公务两大类。国家公务，是指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卫生、体育、科技等各个领域中实施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活动。它具有国家权力性、职能性和管理性特点。而集体公务，则是指集体单位、群众性组织中的公共事务。它不具有国家权力性、职能性和管理性等特征。
那么，刑法意义上讲的“公务”，是指什么性质的公务呢？有人认为，公务是泛指一切公共事务，既然刑法第93条中没有限定公务的性质，那么就应理解为既包括国家公务，也包括集体公务在内。所以主张将那些依照法律规定选举产生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负责人，如村（居）民委员会负责人等，也纳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内。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刑法第93条第1款明确地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而这一法定概念已清楚地界定了“公务”的性质、范围，即只能是国家公务，不包括集体公务在内。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刑事立法时就没有必要将国家工作人员表述为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了。显然，立法者之所以这样表述，其意之一在于将那些从事集体公务的人员，从传统的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中划出去。如果这样的理解符合立法精神，那么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所从事的公务，亦不应包括集体公务在内。而只能是那些传统的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内从事国家性质公务的“原国家工作人员”，才有资格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否则，前后矛盾，于理不通。再者，从第2款规定的精神上看，立法者的意图亦不是将准国家工作人员限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或受上述机关单位委派，或者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国家性质的公务人员之内。所以，笔者认为，刑法第93条规定的“公务”，无论第1款中讲的“公务”，还是第2款中讲的“公务”，都只能是属于国家性质一类的公务，从事集体公务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单位委派或依法委托者外），无论其是否是依照法律规定选举的，均不应视为是国家工作人员。如果这些人贪赃枉法，触犯刑律时，构成什么罪，就定什么罪。
此外，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还须严格划清“公务”与“劳务”的界限。何谓“劳务”，当前众说纷纭。有人说，“劳务”是指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体力性活动；而有的人则认为，“劳务”是指以劳动提供的服务性活动；如此等等。由于对“劳务”的认识和理解不一，故有的同志主张将国有单位中的售票员、营业员、收款员、推销员等亦划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内。而有的同志则持反对意见，认为上述人员尽管其职业活动也是经手、管理国有单位的财物，但其从事的并非公务，而是劳务，故主张不应将这些人也纳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之内。
那么，究竟什么是劳务？它与公务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所谓劳务不单是指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体力性活动，它是一个泛指，凡一切以劳力为主从事生产性、经营性、社会服务性的活动，都叫劳务。它与公务的根本区别在于：这种活动不具有国家权力性、职能性和管理性。从事劳务的人员不是国家管理意义上讲的管理者，而是被管理者。国有单位中的收款员、售票员、营业员、推销员等，尽管也经手、管理国有财物，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活动，主要是靠提供劳力来实现的，是在管理者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之下进行的。因此，不能也不应将这些人划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之内；否则，便人为地扩大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势必会出现扩大刑法打击面的危险。
三、关于如何界定“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问题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究竟包括哪些人，这是当前司法实践中极具分歧，较为棘手的难题。笔者认为，要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搞清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是否应当限定在国家机关和国有单位管辖或管理范围内。
对此问题，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同志认为，刑事立法时，立法者把三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情形相并列，说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是一个泛指，即指除法条上明确列举的两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情况之外的，其他一切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些人无论是否在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的管辖、管理范围内从事公务，只要是依照法律从事公务，即应纳入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范围。而有的同志则认为，从刑法第93条第1款规定的精神来看，“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是限定了范围的。第2款规定了三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情形，但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违背第1款规定的精神。因此，主张对“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不应作广义上的理解，不是一个没有范围的泛指，而是指除法条上已明确列举的两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情况外，其他一切在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管辖、管理范围内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既然刑法第93条第1款已将国家工作人员限定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那么够得上“准国家工作人员”的也不应太离谱，亦应是指那些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管辖、管理范围内非国家工作人员而依法从事公务人员。这点在刑法第93条第2款明确列举的“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两种情况中，已作了充分的说明。所以，“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也应当有个范围限制，否则它将是一个无底洞，可以任意把一切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囊括进去，从而导致扩大刑法打击面的恶果。
其次，“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中讲的公务是否包括集体公务。
如前所述，根据刑法第93条第1款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应当是国家公务，不包括集体公务在内。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所从事的公务，亦应当限定在国家性质的公务之内。否则，便会出现前后规定自相矛盾的情况，使法律的严肃性遭到破坏。有的同志极力主张将村（居）民委员会负责人亦纳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内，其用心是好的，尤其是当前农村中一些地方村委会负责人违法乱纪、受贿、侵占、挪用集体款物的现象较为严重，农民们怨声载道，确实应当加以治理和依法予以制裁，以维护广大农民个人和集体的利益。但村民委员会不是国家设置的一级政权机构，村委会负责人虽是依据法律选举产生的，但他们所从事的是集体公务，而非国家性质的公务。如果硬性将这些人上升为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之内，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处，不仅缺乏理论根据，而且也有悖于刑法第93条的规定，于情、于理、于法都欠妥。
第三、“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搞清上述两个问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是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一）必须是依法从事公务；（二）必须是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管辖、管理范围内从事公务；（三）从事的公共事务必须是属于国家性质一类的公务。符合上述条件的，即可纳入“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之列，否则，则不宜视为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之列。
四、国家工作人员的种类
根据新刑法第93条的规定，我国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简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二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亦称准国家工作人员。
（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那么，哪些人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呢？要搞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国家机关及其范围。所谓国家机关，是指国家为行使其职能而设立的各种机构，是专司国家权力和国家管理职能的组织。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从国家学说上讲，国家机关，即国家政权机关，它包括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队中的各级机关。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宪法明文确定了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居于领导一切的地位。因此，从广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应纳入国家机关的范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实现同各民主党派及其他民主团体和爱国人士进行政治协商的机关。从严格意义上讲，人民政协不是国家机关。但由于人民政协主要担负着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职能，它同国家权力机关的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可以直接左右或影响权力机关的决策与活动。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人民政协不同于人民团体。因此，人民政协各级机关中的专职工作人员，亦可以列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内。
综上所述，在我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要指以下几类人员：
1、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2、国家各级权力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全国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3、行政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国务院及其所属部、委、局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管理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4、审判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5、检察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6、军队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7、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机关中专职从事公务的人员。
此外，在行政机构改革中，一些原为国家行政部门的机关被撤销或改变体制而组成的“公司”，若靠国家行政拨款，主要担负行政管理工作的，亦应纳入国家行政机关的范围。在这些“公司”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亦应视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即准国家工作人员。
根据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规定，准国家工作人员包括以下三类：
1、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是指公司财产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司及国家控股的股份公司。国有企业，是指财产属于国家所有而从事生产性、经营性的企业。国有事业单位，是指国家投资兴办、管理从事科研、教育、文化、体育、卫生、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单位。人民团体，是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级青、工、妇等人民群众团体。
2、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委派”，是指委任和派出。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无论其先前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只要具有合法被委派的身份，即应视为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
3、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类人员是指除上述两类人员外，其他一切依照法律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职能管辖，管理范围内从事公务的人员，如：非国家工作人员因受国家机关、国有单位的合法委托而从事公务的人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原本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代表，如原本是工人、农民、演艺员、运动员、专职教师、专职科技人员、个体经商户等人民代表；人民法院的陪审员、人民检察院的特邀检察员、监察部门的特邀监督员等。
司法实践中，在界定“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范围时，应当紧紧地扣住这类人员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凡具备这三个条件，且不属于刑法第93条第1款和第2款列举的前两种情形的人员，即可以纳入“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范围。


【作者简介】江礼华，教授、副院长，100041（北京）国家检察官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