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犯口供的证明力

吴丹红*
（来源：《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5期）


案例：2000年5月28日晚，社会青年甲、乙、丙、丁（年龄均为18岁）从舞厅回家经过某软件商店的存货仓库。甲提议：“我白天见这仓库里放了很多光盘，我们去搞一些来卖吧。”乙、丙、丁随即附和。于是四人趁着夜深人静，用钢管撬开仓库大门，各自拿了两箱电脑软件。甲离家较近，所以很快搬了软件回到家里。乙、丙、丁走在后面，想想不放心：万一第二天被发现了怎么办？于是三人合计后折回仓库准备毁迹。乙说：“便宜了甲这小子，要是出了事，我们就说是大家一起放的火，让他跟咱们有难同当。”于是放火烧了仓库，火趁风势烧了附近的几间民房，共计损失18万多元。后来东窗事发，对于共同构成盗窃罪，被告人均无异议，但对共同的放火罪，甲不承认，却又拿不出证据来否认乙丙丁的一致指证。本案在合议庭的内部引起了争议（并不知道三被告人订立了攻守同盟），有的同志认为甲认罪态度不好，主张给甲定放火罪，并加重处罚。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甲的邻居证明起火的时候甲已经回到房间，才免于错误定案。

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通常被称之为“口供”，一直是我国刑事证据理论中较为复杂的问题。而口供中最为棘手的问题，莫过于如何对待共犯口供的证明力。所谓证明力，是指证据所具有的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也就是证据对证明案件事实的价值。本文所谈的共犯口供的证明力问题，旨在探讨同案审理的共同犯罪的被告人能否互为证人，在只有共犯口供的情况下能否定案的问题，这不仅直接关系到对被告人的定罪和判刑，而且是关系到如何保证司法公正的重大问题，所以若能从理论上对其加以科学剖析与合理阐释，澄清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存在的混乱认识，无疑会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
一、对共犯口供证明力的认识分歧及评析
从八十年代以来，诉讼法学界围绕此问题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众说纷纭，至今尘埃未定。大致有如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共犯之间的关系是互为证人的关系，其口供只要可以互相印证，就可以据此定罪判刑；第二种意见认为，鉴于口供的特点和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互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利害关系，即使共犯口供一致，可以相互印证，也不能据此定罪判刑；第三种意见认为，共犯口供的性质仍然是口供，共犯不能互为证人。仍要坚持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只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四十六条）的原则。但是，如果同时具备下列条件，则可以在非常慎重的前提下定罪：（1）各被告人分别关押，能够排除串供的可能性；（2）各被告人的口供都是在没有任何违法的条件下取得的，能够排除刑讯逼供或引诱、欺骗的因素；（3）各被告人供述的犯罪事实细节上基本一致，在分别指认的前提下可以确认他们到过现场；（4）共犯只有二人时，原则上不能仅凭口供的相互印证定案，共犯为三人以上时，才可慎重行事。[1]
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首先混淆了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与证人的本质区别。因为被告人是被追诉和可能被定罪的对象，与案件的处理结果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属于诉讼当事人；而证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只是案件的“局外人”，两者的地位显然不同，由此被告人口供和证人证言的可靠性是显然不同的，一般来说后者的虚假成分更大；其次，即使把共犯口供当作证人证言看待，如果能相互印证但没有其他证据，仅共犯口供的一致而定罪，这也是与我国证据制度的原则和精神相悖的。因为只有共犯口供的情况下，其真实性和可行性仍然是不能确定的。“以口供证实口供，无异于以一个确定的因素去证明另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其结论将依旧是不确定的。”[2]如果将同案被告人的口供，互相作为证人证言对待，实际上是人为地制造了一种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它曲解了立法精神，而且极容易铸成冤假错案。第二种意见似乎是一种太绝对化的观点，相对来说第三种意见兼顾了原则又附加了例外情况，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比较全面的，但笔者认为它并不具有现实性，因为在实践中实际上很难把握其所列举的条件：第一，对被告人有无串供的可能性的判断一般只限于表面判断，即使分别关押也不能排除被告人事前统一口径，如本文所述案例；第二，案件是客观发生的，其证据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事实上几乎不存在仅有共犯口供，而无其他证据的情形。确认共犯可作为定案根据的例外情况为侦查人员怠于收集提供了借口；第三，由于目前实践中很难完全排除刑讯逼供和诱供的因素，确认例外情况无形中诱使办案人员采取更隐蔽的方法违法获取口供，助长偏重口供的势头；第四，即使在很慎重的情况下，根据共犯口供定罪仍存在与案件事实不符的可能性，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使无辜者被错误定罪的风险。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虽然绝对，却应当是最合理的选择。详细的理由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展开。
二、严格确立不能仅凭共犯口供作为定罪根据规则
如何对待共犯口供，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如果允许仅凭共犯口供定罪，由于共犯之间的利害冲突，有可能会存在嫁祸于人、主犯从犯地位颠倒等实体法上的问题，导致事实的误认甚至无中生有；更严重的是有可能导致警察仅仅通过逼取口供来破案，忽视对其他证据的收集和调查，一旦被告人招认就万事大吉，这就必然会导致偏重口供、违法取供。如果不允许仅凭口供定案，会导致案件中可据以定案的证据减少，很多案件无法作出有罪判决，会有放纵罪犯的危险。[3]这实质上体现了刑事诉讼中的利益权衡与价值冲突：是偏重打击犯罪还是保障人权？从一定角度来说，打击犯罪也是为了保障人权，二者的基本落脚点应统一于保障人权——不仅保障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也保障无辜的人不受追究。我们不得不承认，任何程序其实都不能完全做到惩罚犯罪并保护无辜者，做到每个案件的实体公正，好的程序设置只能在倾重于惩罚犯罪还是倾重于保护人权之间寻求平衡。按照波斯纳的分析，对无辜者定罪处刑的道德成本大于对有罪的人放纵惩罚的道德成本，所以总的错误成本前者要大于后者。[4]从实践来说，一次对无辜者错判的危害可以抵销十次公正的审判。反思我国历来“宁可错杀，也不放纵”的刑事政策，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缺失的是保障无辜者的机制，这与越来越注重人的价值的国际刑诉发展趋势是不相吻合的。主张前述第三种观点的人之所以要增加特殊情况下可以凭共犯口供定罪的若干条件，实质上仍是出于对可能因证据不足而放纵罪犯的深深忧虑之表现。的确，不如此做，有的案件可能会因只有共犯口供而无其他证据导致不能定罪，但是，这种案件永远是极少数，即使存在放纵罪犯的可能，也是以个案的不公正换取程序整体公正的合理代价。
而且，从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和实践来说，笔者认为也应严格确立不能仅凭共犯口供定罪的规则，因为：
第一，共犯口供仍属于被告人口供的一种，应符合口供的采证规则。全面地说，被告人的口供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承认自己有罪或罪重的供述；二是否认自己有罪或罪重的辩解；三是牵涉他人的供述与辩解。[5]共犯口供就属于被告人口供的内容之一。而且，由于共犯之间紧密的利害关系，其口供的虚假成分更大。
第二，我国证据制度的政策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而且刑事诉讼法地四十六条明确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定案”，此处的“被告人”当然包括共犯被告人，仅凭共犯口供不能定罪当然是题中应有之意。如果规定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的例外情况，不仅于法无据，而且是对该原则的公然违背和破坏。
第三，规定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的例外情况，实际上为采证不严、草率定案开了方便之门。只要细致侦察，每个案件都有许多证据。共犯口供虽然是一种单独的证据种类，但对于定罪来说则不具有独立的证据价值，不应成为据以定案的主要证据，否则很容易导致错案。如果随着刑诉法的发展在我国确立了沉默权的话，我们更是不能指望共犯口供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的。
第四，如果允许在一定条件下仅凭共犯口供就能定罪，那么被告人一旦翻供，该案就无任何佐证，会导致司法机关处于被动。所以国外的证据制度一般都规定共犯口供必须有其他证据补强，这样即使被告人翻供，仍有其他证据证明被告人前后口供的真伪。
三、共犯口供需要补强证据（Corroborative evidence）的规则
共犯口供属于言词证据，言词证据不同于实物证据的特点是，它经过了人脑的加工，带有个人主观性的成分，即使供述者并非有意提供虚假陈述，但其观察、记忆和叙述也可能出现偏差，甚至与事实完全不符；如果供述者有意提供虚假陈述，那采信的危险性就更大；另外，只有言词证据才可能包括案件事实已经发生和何人所为这两个方面的信息，而实物证据一般无法同时包含此两方面的信息，所以只有言词证据才存在能否仅依据该证据定案的问题，也只有言词证据才存在补强的必要。笔者认为，共犯口供还存在如下特点：首先，由于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的共同性，决定了共犯口供的牵连性，所以不具有独立的证明性；其次，共犯口供因其可能避重就轻、嫁祸于人、逃脱处罚，在言词证据中可信度是最低的，我们不能以若干共犯口供的机械相加就增加其证据的充分性；再次，共犯口供往往不象证人证言一样在法庭上接受交叉询问，其证明力一般只是靠司法人员的经验判断，因而更需要其他证据的补强。
英美法系对共犯口供向来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明力。依英国判例，被告在法庭外所作的，对于被诉为共犯的人，不能作为证据；即使被告人在法庭审理中以证人身份陈述对其他共犯人不利的事实，也必须参考补强证据。[6]日本法鉴于共犯可能把自己的罪责转嫁给他人的一般化倾向，认为共犯自白是缺乏可信性的证据，也是危险的证据，如果没有补强证据而将共犯自白作为唯一的证据而认定有罪，这可以说是违反经验法则的；[7]我国台湾地区对共犯自白也规定需要补强证据，而且规定不能将各共同被告的自白互相作为补强证据，即应当以自白证据以外的证据作为补强证据。[8]借鉴国外关于共犯口供需要补强证据的普遍做法，在考虑制定我国的证据法时，规定共犯口供需要补强证据的规则：
第一条：仅凭共犯口供而没有补强证据不能定罪，即使共犯口供一致，只要没有其他证据，也一律不能定罪；
第二条：共犯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主要证据，在有其他证据的时候，要以其他证据作为定罪的主要根据；
第三条：共犯口供不能相互作为补强证据，补强证据必须与共犯口供出于不同的来源，即只能是共犯口供以外的证据；
第四条：补强证据应当与共犯口供相印证，并且能够达到独立证明犯罪事实是共同被告人实施的程度。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鞍山市计划生育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9月6日辽宁省鞍山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1995年9月28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三章 生育调节与优生
第四章 技术服务
第五章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
第六章 优待与奖励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辽宁省计划生育条例》，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居住在我市境内或常住户口在我市离开市境的我国公民，均应遵守本条例。
一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都应执行本条例。
第三条 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禁止早婚、早育和计划外生育。
第四条 计划生育实行国家指导与群众自愿相结合的原则。计划生育工作以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工作为主，辅之以行政、经济措施。计划生育工作应当同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立文明幸福的家庭结合起来。
第五条 各级财政要保证计划生育事业必需的经费，对计划生育的投入要达到年人均二元以上，要逐年加大计划生育事业费的投入。
乡（镇）统筹费中应有一定的比例用于计划生育事业。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实行和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对计划生育工作要亲自抓、负总责。在评选先进、提拔干部、晋级等方面实行“一票否决权”。
第七条 市、县（含自治县、县级市、区，下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工作的主管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实施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并拟定相应的实施办法，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负责本地区人口预测、计划生育的统计和拟定人口发展规划，制定年度人口计划，并组织实施。
（三）组织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教育，负责培训计划生育干部。
（四）负责计划生育行政案件的复议及应诉工作。
（五）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负责避孕药具的管理发放。
（六）负责计划生育事业经费的使用与管理。
第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实施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负责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生育计划，督促落实节育措施。
（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统计及避孕药具的发放和服务工作。
（四）负责乡（镇）统筹费用的筹措与使用。
第九条 村（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应当建立计划生育管理网络，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做好计划生育的具体管理和服务工作，并且做到任务落实，报酬落实。
要重视发挥计划生育协会等群众团体的作用。
第十条 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职工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由本单位主要领导负责，并配备专（兼）职人员，做好计划生育的具体管理和服务工作。企业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由法定代表人负责，接受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监督和检查。实行承包的单位要把计划
生育工作列入承包内容。
第十一条 各基层单位都必须与上级主管部门和领导签订计划生育责任状或计划生育合同。
凡未到晚婚年龄而结婚，要与所在单位签定晚育合同。
农民、个体户、无业居民、停薪留职、休长假等人员中的已婚育龄夫妻应当与主管部门签定计划生育合同。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各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第三章 生育调节与优生
第十三条 依法结婚的育龄夫妻，经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查批准发给《生育证》后，方可怀孕生育。
第十四条 一对夫妻应当只生育一个孩子。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夫妻经申请县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审查批准，按照规定的生育间隔，可再生育一个孩子。
（一）只有一个孩子，经市病残儿鉴定小组确诊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二）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并且只有一个孩子的；
（三）再婚前一方只生育一个孩子，另一方未生育的；
（四）再婚前一方丧偶生育子女在两个以内，另一方未生育的；
（五）双方均为农民，其中一方是独生子女，并且只有一个孩子的；
（六）双方均为少数民族，女方是农民，并且只有一个孩子的；
（七）双方或女方是农民，并且只有一个女孩的；
（八）双方均为农民，其中一方是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并且只有一个孩子的；
（九）同胞兄弟两人以上均为农民，只一人有生育能力，并且只有一个孩子的；
（十）农民中的有女无儿户，其中招婿的一女，只有一个孩子的；
（十一）双方均为农民，其中一方残疾，相当于残废军人二等甲级以上标准，并且只有一个孩子的；
（十二）经省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特殊情况。
符合前款规定准许再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妻，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原生育证作废，并不再发给生育证，再生育的按超生处理：
（一）怀孕后无正当理由，擅自进行引产的；
（二）生育后自报婴儿死亡，无确凿证据证明死亡和死亡原因的。
第十五条 凡是符合再生育一个孩子条件的夫妻，必须在办理批准手续的同时，按有关规定交纳社会负担费。
第十六条 医疗保健单位在进行产前检查、待产检查和接收孕妇入院分娩时，要查验《生育证》。对急产或需要急救的孕产妇，可以在进行医疗处置后及时查验《生育证》。对不能出示《生育证》的，应当立即通知当地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对计划外怀孕、生育的，由计划生育行政
管理部门和医疗保健单位共同采取必要措施。
第十七条 育龄夫妻应当接受优生优育指导，孕妇应当接受产前检查。
经婚前医学检查，对诊断患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等疾病的，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不发《生育证》。
除医学上确有需要并经县以上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之外，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采用技术手段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

第四章 技术服务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宣传、普及生殖健康、计划生育等方面的科学知识。推行孕前服务，为群众提供优生优育的技术咨询和服务。加强基层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的建设，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十九条 节育手术必须由依法获得节育手术许可的医疗单位和医务人员施行，严格执行国家统一规定的节育技术标准。
严禁个体行医人员或诊所施行计划生育手术。
第二十条 有生育能力的夫妻，除有禁忌症者外，提倡已生育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采取放置宫内节育器的节育措施，已生育两个以上孩子的育龄夫妻一方施行结扎手术。
第二十一条 因节育手术引起的并发症或医疗事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因节育手术引起的并发症，需经市以上计划生育技术鉴定小组确认。经确认为并发症的医疗费用，按有关规定核销。未经鉴定或经鉴定不属于节育手术并发症并私自就医者其治疗费自理。
第二十二条 施行节育手术后，因情况变化允许再生育的，经县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由市以上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医疗单位施行恢复再生育手术。

第五章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领导本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实行综合治理。计划生育、公安、工商、城建、交通、劳动、卫生、民政、房产等有关部门应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
第二十四条 凡在我市的流动人口在到达现居住地十五日内，必须持其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开具的婚育证明，到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查验证明。对未办理查验证明的，公安、工商、城建、

劳动、卫生、交通、房产等单位不得办理暂住、经商、务工、建筑、运输和租、买房等有关手续。
第二十五条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实行分口管理，具体负责。
（一）单位招用的合同工、临时工、协议工、季节工及聘请的人员等由招聘单位负责管理；
（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由注册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管理；
（三）无业和从事家庭劳务人员，由现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负责管理；
（四）停薪留职人员由原单位负责管理；
（五）三资企业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主管部门或所在地县人民政府负责，由外经委协管；其中独资企业由外经委负责管理；
（六）建筑施工人员的计划生育工作由施工单位和建筑管理发证部门负责管理；
（七）运输个体户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发放营业证照的交通部门或公用事业管理部门负责管理；
（八）个体行医者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卫生部门负责管理；
（九）外地驻鞍山经济协作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由所在县负责管理；
（十）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主管部门负责所属单位的流动人员计划生育管理。
第二十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各主管单位，要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档案和有关卡、帐、册，负责孕情检查，节育措施的落实，办理查验证明等项工作，并与流动人口的管理单位和流动人口分别签订计划生育合同。
第二十七条 流动人口必须持其常住户口所在地发给的《生育证》，经现居住地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审核登记后，可在我市生育子女。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经费，由同级财政从收取的城市人口增容费中划拨。
第二十九条 外出的流动人口要与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签订计划生育合同。每季度向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交验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技术部门的孕情检查证明
。

第六章 优待与奖励
第三十条 男二十五周岁，女二十三周岁以上登记初婚的，为晚婚。女二十三周岁以上婚后怀孕生育第一个孩子的，为晚育。职工晚婚的，婚假增加十二天；晚育的给男方护理假十天；晚育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产假在九十天（难产另加十五天）的基础上增加五十天。休
假期间工资照发，按全勤对待，不影响评奖、评先进。
对实行晚婚、晚育的农业人口，可免去当年的集体义务劳动工。
第三十一条 夫妻双方生（养）育的唯一子女为独生子女，按规定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享受下列待遇：
（一）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每月五元或相应待遇，从领证之月起到孩子十四周岁止；
（二）独生子女托幼费按市财政部门规定的补贴标准执行；
（三）独生子女家庭在单位分配住房、居民动迁、划分宅基地、自留地、口粮田时，按两个孩子计算人口；
（四）农村的独生子女家庭，在扶贫、致富和乡、镇企业招工等方面享受优先照顾；
（五）独生子女的父母是职工的，退休后每月增加五元退休费；是农民的，年老或丧失劳动能力后，由当地政府给予照顾。
第三十二条 未生（养）育子女的夫妻是职工的，退休后按本人标准工资全额发给退休费；依据其他规定已按本人标准工资全额发给退休费的，每月增加5元。是农民的，年老或丧失劳动能力后，享受五保户待遇。
第三十三条 职工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所需医疗费用由所在单位报销，职工休息期间工资照发，按出全勤对待。
（一）计划内生育的；
（二）放置宫内节育器和施行结扎手术的；
（三）按规定落实节育措施后怀孕，采取有关措施的。
第三十四条 对符合再生育条件，自愿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妻，应给予表扬和奖励。要求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停止其所享受的独生子女待遇，已领取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应全部退回。
第三十五条 县人民政府对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专职人员实行岗位津贴。农村可以为从事计划生育工作五年以上的专职干部办理社会养老保险。
第三十六条 对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或计划生育主管部门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育龄夫妻违反计划生育，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经济处罚和行政处分：
（一）未按规定采取节育措施的，每日收取一至十元计划生育管理费，直至采取节育措施止；
（二）计划外怀孕未及时中止妊娠的，每日收取二十至五十元计划生育管理费，是职工的要停薪、停职，个体营业者由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直至中止妊娠止；
（三）对早育、非婚生育、抢生的，应根据不同情况征收一千至五千元计划外生育费，对未办理《生育证》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征收五十至一百元计划外生育费；
（四）对超生二胎的根据实际情况对夫妻双方共征收五千至五万元计划外生育费，超生三胎以上的征收一万至十万元计划外生育费；
（五）非法收养子女的，按计划外生育同样处罚。
重婚、姘居生育的，按前款规定从重处罚。
对超生者，在转正、晋级、评选先进、分配住房以及有关社会福利等方面要给予限制，并视其情节，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前款所列行为情节严重，影响很坏的，可给予高于上限的加重处罚。具体处罚数额由县人民政府决定，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第三十八条 育龄人口办理户口迁移，必须持有原住地计划生育证明。对计划外怀孕者，在未采取有关措施前，不得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如发现户口迁出后，又未到准迁地落户的，出现计划外生育追究准迁地有关责任者的责任，并将该计划外生育数列入准迁地计划外出生数，准迁地负
责向原户籍地交清计划外生育费，并处以经办人五百至一千元罚款。
对计划外怀孕或生育的职工，在未采取有关措施或接受处罚前，有关单位不得办理调转手续或将其开除公职。
第三十九条 育龄职工辞职或被开除、辞退等，原单位应在做出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决定文本和职工的生育、落实节育措施等情况通知职工户籍地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并交接备案。对已经计划外怀孕的职工，必须落实计划生育有关措施。对出现计划外生育的，要追究原单位责
任。
第四十条 对不检查孕妇《生育证》而接生、因不通知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出现计划外生育或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接到孕妇无《生育证》通知后不及时处理的直接责任者，由其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一条 对有干扰和破坏计划生育行为的，除按下列规定给予经济处罚外，系个体行医的，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系国家职工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瞒报计划外人口出生统计数字的直接责任者，视情节轻重，每例按十至五十元处以罚款，并取消个人或者单位的荣誉称号；
（二）对出具出生、死亡、病残儿鉴定、结扎、上环、妊娠和中止妊娠等假证明和私自发给生育证，伪造、骗取计划生育有关证明的，每例处以五百至一千元罚款；造成计划外生育的，每例处以一千至二千元罚款；
（三）对未经批准擅自进行性别鉴定的当事人、责任者及其单位，每例分别处以一千至二千元罚款，并没收责任者及其单位的全部非法所得；
（四）擅自进行节育吻合手术，徇私舞弊，做假手术或非法为他人摘取宫内节育器、皮埋药管等，除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外，并处以一千至三千元罚款；
（五）为计划外怀孕和超生者逃避计划生育管理提供帮助的责任者，视情节轻重各处以五百至一千元罚款；
（六）无节育手术许可的单位和个人擅自进行计划生育手术的，每例处以一千至三千元罚款；
（七）侮辱、威胁、殴打从事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或者故意毁坏其财产、阻碍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正常工作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
（八）遗弃、残害婴儿或歧视、虐待生女孩母亲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辽宁省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二条 对没有达到计划生育工作指标要求的单位，当年不得评为综合性先进单位和文明单位，对有关负责人，扣发当年奖金，给予通报批评。对不负责任，造成人口失控的单位，要追究主要领导责任，除经济处罚外，还要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 流动人口造成计划外生育的，按本条例规定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同时对私营企业经营者、个体工商户吊销其营业执照；对单位招用和聘请的流动人口一律辞退；注销暂住户口，令其返回常住户口所在地。
对出现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的单位及有关责任者给予经济处罚或行政处分。
第四十四条 流动人口到达现居住地一个月内，不向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交验婚育证明的，处100至200元的罚款，并责令限期交验婚育证明。
本市外出的流动人口不按规定向其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报告现居住地址和落实节育措施情况的，处100至200元罚款。
如外出人员不按规定报告真实情况，常住户口所在地可派专人前往调查，所需费用，均由外出人员承担。
第四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予经济处罚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有关组织出具处罚决定书并负责执行。被处罚系职工的，由所在单位协助执行；系农民、城镇居民的，由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员会协助执行；系个体工商户的
，由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协助执行。
机关、团体、企业（基层经济独立核算单位）、事业单位出现超生的，由女方户籍所在地县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征收当年经费或税后留利千分之五的罚款，其罚款不得少于五百元。
第四十六条 对征收的计划外生育费、二胎社会负担费及各种罚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任意减免，不得挪用，严格执行“乡收县管，财政监督”的管理体制，专款专用。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做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做出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
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做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主管计划生育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不得徇私舞弊、以权谋私，违者视情节给予经济处罚和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