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知识产权局


知识产权局大力开展专利电子申请推广工作的通知

2010年08月27日　


　　　关于大力开展专利电子申请推广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省级城市知识产权局：

大力推进专利电子申请（以下简称电子申请）是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我局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为全力做好电子申请推广工作，充分发挥各知识产权局在电子申请推广中的重要作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电子申请推广工作的重要意义

我国自2004年实施电子申请以来，电子申请在专利申请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今年，“推进电子申请”已明确纳入《2010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中，成为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电子申请的推广普及，有利于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工作的国际声望和参与国际专利合作事务的话语权；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专利申请和审批效率，降低社会成本，实现多方共赢；有利于提高各级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的公共服务水平和创新意识，进一步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各地方知识产权局要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大力开展电子申请推广工作。

二、尽快制定实施有利于电子申请的政策措施

各地方知识产权局要进一步加强电子申请的政策环境建设和条件能力建设，积极研究制定有利于电子申请的政策措施，努力营造有利于电子申请推广的社会氛围，全面消除本地区专利资助政策中有碍电子申请推广的规定或条款，促使电子申请的潜力尽快发挥出来,至今年底将本地区的月电子申请率提高到50%以上，力争达到70%左右。我局将进一步加强协调和服务工作，积极推动各地电子申请政策落到实处。

三、加强电子申请宣传和培训工作

各地方知识产权局要尽快研究制定电子申请推广方案，以电子申请的宣传、培训为重点和切入点，全面推进电子申请推广工作。当前，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进一步拓展电子申请宣传培训的渠道和手段，及时制定实施电子申请宣传培训方案。必要时，我局将给予必要的支持，包括互派业务骨干交流学习、开展远程视频教学和现场交流指导等。

四、积极谋划，重点推进“两个转变”

各地方知识产权局要深入调研，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方法和手段，重点推进“两个转变”。一是提高本地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大型企事业单位对电子申请的认识，推动其专利申请意识尽快实现由纸件申请向电子申请的转变；二是调动本地专利代理机构电子申请的积极性，推动其工作方式尽快实现由纸件方式向电子方式的转变。当务之急，要充分发挥本地龙头企业、骨干企业、大型专利代理机构的引领和辐射作用，全面促进本地区电子申请推广工作。

五、充分发挥代办处的作用，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

各代办处不仅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各地批准设立的从事专利申请服务的窗口部门，也是各有关地方知识产权局的重要组成部门或工作抓手。随着电子申请的发展，各代办处相继开展了电子申请用户注册登记、电子申请人工受理等一批新业务，作用进一步凸显。各有关地方知识产权局要充分发挥本地代办处的“一线”服务作用，利用其独特的资源和优势向社会公众广泛宣传电子申请，同时提供必要支持，保障代办处做好电子申请相关业务和服务工作。

特此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金邦贵 法国埃克斯马赛三大欧亚研究所所长
施鹏鹏 西南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法国行政诉讼/历史/构造/特色/挑战
内容提要: 法国行政诉讼系欧陆行政诉讼的一大范本，在大陆法系甚至在英美法系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仅就学术研究而言，其已成为比较行政诉讼领域必不可少的研判素材。其中，历史、制度、特色与挑战构成法国行政诉讼研究的基本框架，系比较行政诉讼的基本逻辑起点。


法国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便是采用二元化的诉讼体制，即将普通的司法诉讼和行政诉讼区分开来，并分别交由司法法院和行政法院受理及裁判。这一特殊的诉讼框架源自三权分立的基本理念。先哲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曾论及，立法权、行政权及司法权的分立与制衡是政治自由的基本保障。因此，在法国学者看来，行政机关不得行使司法权，司法机关也不得行使行政权。同理，行政纠纷也应由行政机关自行处理，不应由普通的司法法院处理，否则便是司法权代替行政权。诚如1790年8月10日及8月24日的法律第13条所宣称的，“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截然不同，并应时常保持分立。法官不能妨碍行政机关的活动，亦不能以行政职务上的原因将行政官员传讯至庭上，否则将构成滥用职权罪”。

在历史上，法国行政诉讼一向被奉为经典，并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现代行政诉讼的基础。尽管经历了二百余年的发展，各主要大陆法系国家在行政诉讼的基本构架上已相去甚远。而法国行政诉讼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也日渐式微。但源自大革命时期的诸多行政诉讼先进理论却依然保留了下来，既影响了法国现今的行政诉讼制度，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研判素材。在这个意义上讲，全面研究法国行政诉讼的形成、制度、特色与挑战便成为比较行政诉讼相当重要的一大课题，也是深入了解法国司法制度不可回避的一大问题。

一、法国行政诉讼的形成

（一）保留裁判制度

大革命后，法国开始着力于现代行政诉讼制度的建构。其中，最核心问题便是构建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行政法院体系。1789年，制宪会议否决了两项建议：其一是将行政审判权交由普通的司法法院行使；其二则是设立既独立司法法院又独立的行政机构的“特别”法院，由其负责行使行政裁判权。之所以否决第一项建议，是因为法国立法者担心此举将导致司法法院的权力膨胀，并可能干扰行政系统的日常运作。而否决第二项建议的原因则在于“特别”法院在旧制度时期早已声名狼藉，不管在情感上还是在理智上都难以肩负受理行政裁判之重责。因此，在行政诉讼制度设立之初，行政裁判权实际上交由行政人员（即“实际行政组织”）所组成的合议集体及政府行使。具体而言，对于某些省、县级地方案件，由省、县政府（即合议制执行机构）审理；余下的案则件交由国王主持的部长会议审理，国王是整个国家行政组织的元首（1791年9月7-11日法律）。由于共和3年果月5日宪法（第15条）明令废除部级集体负责制，部长从此成为法官，并对自己主管部门的案件享有管辖权。

共和历8年，执政府对行政诉讼制度进行了较深入的改革，废除了原先的行政官——法官体制（administrateur-juge）。但行政机构在行政司法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行政裁判权由原先的实际行政组织转由咨询性行政组织行使。后者不仅可为实际行政部门提供咨询意见，还可受理并裁判因实际行政组织行政行为所引发的诉讼，但行政首脑（国王）享有最终决定权。因此，法国在早期并未设立所谓的“法院”或“法庭”，而是建构了极带行政色彩的“参事院（Conseils）”，即国家参事院（Conseil d'Etat）和地方各省参事院（conseils de préfecture）。在学说上，共和历8年所确立的行政裁判制度又称为“保留裁判制度”（le système de justice retenue），意即行政首脑保留了对行政裁判的最终决定权。

（二）委任裁判制度

保留裁判制度颇具局限性。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行政司法的独立性受限，国家元首可随时修正或推翻国家参事院所作出的决定。例如，国家参事院所通过的法律文本只是决定草案，须报由国家元首以命令或法令的形式批准通过。而国家元首拒绝批准某一决定草案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为杜绝这一风险并保障行政司法的独立性，法国通过1872年5月24日的法律最终撤销了保留裁判制度，并将裁判权委付于行政法院，即设立了所谓的“委任裁判制度”（Le système de justice déléguée）。自此，行政法院可自行对行政纠纷作出判决或自行通过某一法律文本，而无须获得国家元首的签字及首肯。与此同时，国家还设立了权限争议法庭，以解决司法法院和行政法院所可能出现的管辖权冲突。

从保留裁判制度到委任裁判制度的发展无疑极具进步意义。正如法国宪法委员会所评价的，“正是从1872年5月24日法律开始，根据一项共和国法律所确认的基本原则，行政司法的独立性才获得宪政依据”。但委任裁判制度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根据1872年5月24日的法律，行政法院虽被赋予完全的管辖权，但驻省代表依然被视为一般法律上的行政法官，市民应首先向其提交诉状。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法院仅作为上诉级别的法院介入案件诉讼。

（三）后续发展

从委任裁判制度至今，法国行政诉讼又经历了诸多发展，既包括行政裁判价值理念的转型，也包括行政诉讼程序技术规则的变更，既包括裁判主体的权力重划，也包括裁判案件的类型改革。例如，1986年1月6日第86—14号法律所进行的改革，确立了行政法院法官独立裁判原则。自此，行政法院法官的地位开始逐步趋同于司法系统内的法官；又如1987年12月31日第87—1127号法律所进行的改革，法国设立了上诉行政法院，以解决最高行政法院负担过重的难题；等等。正是这一系列基于社会背景变迁的法律改革构建了法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

二、法国行政诉讼的基本构造

自笛卡尔以降，唯理主义在法国学界倍受推崇。大部分的理论著作都强烈地表现出理性精神——由精确的定义、科学的分类以及逻辑演绎的推理方法构成一个体大思精的完整系统。如德国学者埃里希·卡勒尔所言，“理性主义和用理性驾驭自然的愿望是法国哲学的主调,而且我们看到它们影响了法国生活的各个方面。笛卡尔的认识论法则以仿佛无穷尽的变化形态,不断重复出现。这一法则揭示了路易十四的政治学,柯尔柏的经济学,蒙太涅的新心理学以及法国人的行为标准,即法兰西贵族们渴望的那种对精神、身体和情感的完全的控制。法国的洛可可式园林的几何结构,是将自然置于理性控制之下,并且为了人的享受而加以重构的理性冲动的鲜明例证”。[1]行政诉讼的研究亦不例外。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法国学者逐步构建了一套逻辑缜密、内容详实的行政诉讼理论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独具法兰西特色的行政裁判构造。在这个意义上讲，唯有深入了解法国行政裁判的构造，方可进一步探究法国行政诉讼的基本理论体系。

（一）诉讼类型

诉讼类型理论是法国行政诉讼的一大重要理论。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著名的公法学家爱德华·拉费里埃（Edouard Laferrière）便在经典作品《行政法院及诉讼总论》（《Traité de la juridiction administrative et des recours contentieux》）一书中将行政诉讼按性质分为四类：完全管辖之诉——行政法院行使与普通司法法院类似的职权，负责对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争讼案件作出裁决；撤销之诉——行政法院负责撤销行政机关违法的行政行为；解释之诉——行政法院负责解释所提交的法律文本；以及处罚之诉——行政法院负责处罚损害公产完整性或用途的行为。 [2]进入二十世纪，莱昂·狄骥（Léon Duguit）与马塞尔·瓦里纳（Marcel Waline）等多位公法学家则创造性地援引德国法理论将行政诉讼分为客观之诉和主观之诉。 [3]前者为涉及客观法的行政诉讼，后者则为涉及主观权利的行政诉讼。如今，法国学界更多地采用一种综合性的分类，即援引多种标准作更精密的类型划分。

1、越权之诉

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审判全会在1950年2月17日的Dame Lamotte案判决中曾对越权之诉作了界定，即“依据法的一般原则以确保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诉讼。学说又将这一界定简化为“以撤销非法行政决定为目的的行政诉讼”，即“撤销之诉”。

依现行法之规定，越权之诉又分为三种：合法性判断之诉、行为不存在宣告之诉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越权之诉。这三种类型的越权之诉主要存在如下区别：其一，诉讼目的不同。合法性判断之诉以法官宣告行政行为不合法为目的；行为不存在宣告之诉也以法官作出宣告为目的，但却是以受诉行为具有严重瑕疵为由要求法官作出行为不存在的宣告；一般意义上的越权之诉则是请求法官以受诉行为不合法为由撤销之；其二，从属性不同。一般意义上的越权之诉和行为不存在宣告之诉为主诉，而合法性判断之诉则为从诉。换而言之，后者仅作为先决事实裁判。例如，普通司法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因涉及行政行为合法性而裁定暂停案件审理并要求当事人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其三，受诉行政行为的性质不同。在一般意义上的越权之诉和合法性判断之诉中，受诉行政行为既可以是行政决定，又也可以行政合同。而行为不存在之诉则原则上只针对行政决定。

2、完全管辖之诉

完全管辖之诉，即以矫正原行政决定为目的、要求法官依职权作出新行政决定的诉讼。从定义上看，完全管辖之诉几乎囊括了所有与主观权相关的行政争讼案件，因此范围极广，任何“原告主张其主观权利受到侵犯”的行政诉讼均属于完全管辖之诉。除此之外，行政责任案件、行政合同案件、财税案件以及选举争讼案件也大部分属于完全管辖之诉。前者称为“完全管辖的主观之诉”，后者则称为“完全管辖的客观之诉”。

（二）诉讼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