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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3月7日江西法院网发表了赵婵娟同志的《族谱能否作为证明身份信息的证据？》一文，笔者与其观点不尽相同，故撰文抒已一管之见。

　 【案情】

　　2011年初，黄贵生与其雇请的人一起拆除被告黄清根的旧房木料。黄大么与黄清根系同村村民，与黄贵生同姓。黄大么在经过黄贵生所拆旧房时，不慎被墙体掉落的砖头砸中头部。黄大么即被家人送入分宜县人民医院治疗，其住院后于2011年2月25日死亡。因两被告黄贵生，黄清根未赔偿黄大么的经济损失，故黄大么之妻李和青，黄大么之子黄外生，黄苟牙诉至法院，要求黄贵生，黄清根两人赔偿死亡赔偿金65975元。黄大么的出生日期涉及死亡赔偿金的具体数额，因此双方当事人对黄大么出生日期的认定出现较大争议：原告方出示了黄大么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三份，拟证明黄大么系1944年1月1日出生。被告黄贵生向法院提交了族谱一份，黄宏有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黄大么出生系1937年出生。

　　【分歧】

　　族谱中所记载的个人身份信息究竟能否作为证据加以认定？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自出生时开始。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时的证明为准。没有医院证明的，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定。”2011年10月29日新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3条第2款规定：“公民身份号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由公安机关按照公民身份号码国家标准编制。”由于身份证、户籍资料为公安机关提供，具有公信力且证明力强，故身份证、户籍是一份重要证据。而族谱是地方流传的一种习惯，并不具有合法性。

　　第二种意见认为，单从证据效力上而言，户籍的证明力更大。但是族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就习惯而言，有些族谱都是按当地风俗以及实际状况来记载的，在一定地区范围内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故族谱具有足够的证明效力。

　 【评析】

　　原文作者赞成第二种意见，认为族谱在一定情况下能够成为证明身份信息的证据加以认定。

　　笔者赞成第一种意见的部分观点，认为族谱虽具有合法性，但在有户籍证明材料的情况下，公民的出生时间首以公安机关的户籍证明材料为准，理由如下：

　　一、公民的出生时间首以公安机关的户籍证明为准有相关的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自出生时开始。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为准。没有医院证明的，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定。故认定自然人出生时间的标准依次为户籍证明、医院出生证明、其他有关证明。本案中，被告黄贵生向法院提交的族谱、调查笔录属于其他证明的范畴，其证明效力低于户籍证明；

　　二、从证据的证明力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该《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故族谱、调查笔录的证明力低于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等户籍证明材料；

　　三、从族谱、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来看，原文作者对族谱的三性均予以采信，主张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规则对族谱中记载信息的予以认定。笔者认为，对于涉及认定身份关系事实的证据一般不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规则。族谱是黄姓家族族人共同修订并流传，为当地黄姓族人所认可，被告作为黄姓族人证据来源形式合法，对族谱的真实性、合法性可予以采信。但族谱的真实性并不能代表族谱记载内容的真实性。族谱的真实性与其内容记载的真实性是两个概念，如族谱记载的族人出生日期是错误的，虽然它长期存在具有真实性，但它的记载的真实性却不存在。故对族谱、调查笔录的关联性不应采信。

　　综上，笔者认为，本案中死者黄大么的出生时间应以户籍证明材料为准，即出生时间为1944年1月1日。

　　（作者单位：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
讨论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理论渊源

刘成江


　　一、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宪政法基础
　　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宪政法基础是行政处罚当事人在行政处罚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法律地位。它直接导源于现代宪政理论中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的理念。人权与宪政是近代政治的全部内容，宪政就是民主政治，是通过宪法实现和保障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建立在主权在民的理论基础之上，它的宗旨是保障和实现人权。战后这一宪政理念的高扬对现代行政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导致了现代行政法的主题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所结出的宪政硕果之一就是行政程序法的产生与发达。行政程序法的基本理念是，行政相对人不再是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可任意支配的客体，而是一个具有独立利益、且不可任意支配的主体，是限制行政主体滥用职权的有效力量。在行政程序法中创设告知程序，既是对当事人人格尊重的具体体现，也是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职权的法律机制。
　　二、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程序法基础
　　在现代社会，法治的实现过程主要是一个程序化过程：其一，法治的本质决定了法治的原则主要是程序原则；其二，法治的实现过程依赖于程序，没有程序就没有法治。法治的核心理念是“法律至上”，对于政府权力而言，这意味着在法治状态下，静态的政府权力受到法律的“边际约束”；动态的政府权力受到法律的控制。但是，政府权力同时又是法律授予的。在这一意义上，法治理念似乎暗示，必须先授予权力，然后必须对权力予以必要的制约。这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因为法治所强调的对权力进行制约的核心，不在于从实体上对法律授予的政府权力进行制约，而主要是从程序上要求政府权力必须理性地而非恣意地或专断地行使。行政权的扩张以及由此而来的行政权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方位的渗透，一方面是现代社会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行政权的膨胀也对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带来潜在或现实的威胁。权力必须受到制约，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权力的制约主要靠实体的限制，即“管的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不得不在实体上赋予政府以强大权力的情况下，对这种权力的制约在更大程度上必须诉诸程序，“程序的控制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在实体上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很大的权力”通过行政程序对权力的行使进行事前和事中的监督和制约，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促进行政权行使的效率，平衡行政权和相对方权利之间的关系，保障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已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将政府权力纳入具有理性结构的程序之中，并运用程序制度来防止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恣意和专断，是整个法治过程中人们一直不断努力的重心所在。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实质即行政程序的确立是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正确行使行政权力，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重要保证，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法律上的表现。
　　三、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行政知情权基础
　　所谓行政知情权，就是公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获取，知晓行政活动的宗旨、原则、依据、程序及其结果的权利。它是公民民主政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表现行政公开的突出权利，体现了现代民主与文明的基本要求。
　　现代法治国家普遍确认了公民的行政知情权，并且确立了保障公民行政知情权的法律制度。
　　1946年联合国通过的第59号决议宣布：知情权为基本人权之一。
　　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5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自由采访可允许报道的消息的权利”；第42条第1款规定：“联邦议院的会议公开举行。”这是较早确认知情权的一部宪法。德国于1966年制定的《行政程序法标准草案》和1976年制定的《行政程序法》都规定：在影响当事人权利的行政处分作出前，应当给予当事人陈述事实的机会，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有查阅案件卷宗材料的请求权，给予当事人表明意见的机会，从而确立了公民的行政知情权。
　　日本在1962年公布了《行政不服审查法》，确立了一种“教示”制度，即行政厅在作出可以提出不服申诉的处分时，应主动或通过申请给当事人以“教示”，告知受处分人是否可以申诉，向哪一机关申诉、申诉的期限等以及教示错误要承担的相应责任。
　　以上各国有关行政知情权的立法，其共同之处在于对行政知情权的确认与保护是通过行政处分中的告知或听政程序的规定来加以体现的。也就是为了确认和保护公民的行政知情权，法律通过设立告知程序来加以保障。行政机关在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作出影响其权利的行政处罚时，都应当给予当事人陈述事实的机会，告知与行政处罚有关的内容、理由、依据及其应享有的权利。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